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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不旺、价格下行，及市场明显供大于求的形势下，煤企经营压力剧增。尤其在一季度，行业亏损面超过四成，为煤企“减负”的呼声越来越高。“自2016年实行去产能以来，行业已多次提出适当减负的诉求。企业效益好的时候，减负需求尚不急迫。今年行业整体受到冲击，问题被集中放大，历史遗留负担一并加重。”中国煤炭建设协会副理事长徐亮坦言。
以税费问题为代表，徐亮进一步坦言，全行业负担依然偏重。其中，既包括负债率居高难下、资产债务问题突出等自身问题，也有贷款、融资等客观限制，带来财务成本高等无奈现实。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姜耀东表示，2016年以来，一批落后矿井相继关闭，资产处置却难以落地，所承担的各类债务不能得到有效化解。“考虑到绝大部分被关闭煤矿为非独立核算单位，债务由集团公司统借统贷统还。煤矿关闭退出后，所有债务均由集团公司承担，造成企业债务负担增加，负债率上升，经营风险加大。特别是对于老矿区的煤炭企业，关闭退出煤矿的比例大、负债率高，经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山西某企业负责人称，2016-2018年，集团陆续关闭退出9座矿井，在淘汰落后产能1000多万吨的同时，涉及100多亿元债务。“这些债务是通过向集团总部借款，或由集团出面担保而借来的。关闭矿井失去偿债能力，本息均由集团公司承接，每年增加利息负担近10亿元。”
种种因素之下，煤企负债率长期偏高。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发布的《2019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4.9%，其中大型煤企为70%。以吉林煤业集团为例，2016年以来退出产能达总产能的57%，负债率上升到84.99%，且每年需支付贷款利息4.2亿元，内养、待岗及留守人员费用3亿元。
“企业为了输血，就要向银行贷款或社会融资，但因煤炭仍被列为‘产能过剩’行业，企业难以享受优惠贷款利率，融资难度大。”徐亮表示，由于银行惜贷，一些转型发展项目只能靠发债资金等非标资金解决，造成利息负担更重。
围绕税费等问题，行业已呼吁多时。“但主管部门认为这是单个行业的特殊问题。若要改变，所有相关行业都要统筹考虑，因此解决难度较大。”徐亮透露。
按照“有过剩的行业，但没有过剩的企业”理念，采取差异化政策，降低先进产能煤炭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从企业经营实际出发，按照市场化原则实行分类管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一些南方小矿或资源枯竭型矿井，盈利水平不高，可以定为过剩的落后产业。对于晋陕蒙地区的安全高效矿井，完全可以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大型现代化煤矿建设。”徐亮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