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十四五”之外，中国还要干这件大事

远景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之一是：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为什么是2035年?

2035年，距离现在还有15年之久，为何中国要盯着如此遥远的远方?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曾多次参与过国家五年规划编制工作，他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揭秘了其中缘由。

董煜表示，这其实是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的一个惯例，虽然并非每个五年规划都如此，但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上会既规划未来五年，同时也对一个更长阶段的发展作出展望和总体设计。

那么，当前时间节点有何特殊之处?

本次政治局会议给出了答案。会议认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董煜分析说，此前，十九大已经明确了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用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十四五”规划处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起点之上，所以它不仅要对未来五年作出安排，同时也需要在十九大已经明确的目标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展望“新两步走”的第一步到底应如何实现。

他表示，此次政治局会议在按惯例关注下半年短期工作的同时，亦聚焦“十四五”的中期工作和2035年的长期工作，体现出长中短期目标紧密结合的特点，意义很不一般。

持久战该怎样打?

此次会议着眼长远，一方面由于中国当前正处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点，另一方面也源于眼下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前所未有。

在国内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背景下，会议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作出如下判断：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快，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

不过，在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强劲”的同时，会议也提醒，“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国际国内环境太复杂了。”董煜指出，如果仅仅着眼于未来几个月，则提出的应对举措很可能也只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长远问题。但如今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恰恰是短期问题与长期结构性问题相互交织。

他直言，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在半年内过去，甚至有可能延续至“十四五”前半阶段，因此需要从底线思维来思考问题，尤其在制定规划时要从整个国家发展的平衡性、可持续性去切入，这样才能保证发展的安全与健康，从而真正一步一步往前走。

基于“持久战”的判断，此次会议重申，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此，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表示，在疫情外生冲击和逆全球化结构性压力叠加的大背景下，抱残守缺或固步自封无助于破解存量博弈的陷阱，构建双循环正在成为中国打造升维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程实指出，双循环以民生和实体为先，随着全球贸易格局重构和价值链体系再造，内生消费和产业升级有望形成闭环，形成稀缺的增长动力。此外，双循环的互动基础仍是改革开放，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关键领域改革将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活金融将助力双循环对接，充分释放鲶鱼效应和财富效应。

千里之行如何起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着眼长远，亦须从此刻起步。

对于如何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同时表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具体而言，会议提到的“扩大最终消费，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条件”“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等措施，都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支撑。

程实表示，从趋势看，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正面临大萧条以来首次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全面衰退的极端情形，考虑到疫情二次暴发的灰犀牛风险将继续抑制经济复苏的速度和幅度，稳健内需已经成为全球稀缺的增长动力。

他指出，与全球整体相比，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达3.2%，相对较快地结束了疫情冲击下的探底，且投资、消费两大内需引擎积极向好，有望成为整体疲弱的全球总需求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此外，随着国内疫情基本受控，市场对一段时间以来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会否退出颇为关切。

此次会议明确，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董煜指出，为应对疫情冲击，上半年各方出台了一些非常积极的宏观政策，力度已然不小。下半年中央或更注重如何让已有政策真正落地，让每个微观主体都能够感受到其效果。与此同时，由于下半年经济形势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宏观政策也会体现出灵活性，根据形势变化把握好力度和尺度。

此外，宏观政策协同性如何体现亦将成为下半年的一大看点。

董煜表示，以往财政货币政策是宏观政策的重点，但今后在两大政策之外还会存在其他政策，一些需要破解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就业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等更多方式达到目标。这些政策组合在一起，不仅是“1+1=2”，更会是“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