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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恐怖袭击之后仍将如期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在被委以历史重任的同时，平添了许多悲壮色彩。即将启程的政治家、外交家、学者、媒体、商业领袖们，面对并塑造的必然会是一个不同的气候大会。
恐怖袭击的影响也许会分散国家元首的注意力，但毋庸置疑的是，相比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各种“场外活动”已经为会议奠定了非常坚实、积极的基础；而且，无论谈判成果如何，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局已定；谈判进程和案文仍将充满不确定性，但会比2009年谨慎从容，不会出现最后一天需要各国元首协商文件措辞的场景。
这些场外活动展现的是一个非同以往的气候政治经济图景。这个图景中的核心变化是作为第一排放大国—中国的角色、能源清洁革命的可能性和私营部门的行动。
在2009哥本哈根会议，中国饱尝误解和“指责”，如今，中国是当今务实的低碳发展践行者，同时运用更加成熟自信的外交智慧，发挥了全球气候行动领袖的作用。根本而言，世界各国的政治雄心源于社会经济背景的改变：技术进步不断提升了能源系统低碳化的信心，可再生能源价格大幅度降低，私营部门面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和机遇已经真正行动起来，气候变化公众认知今非昔比，都将成就政治家的雄心和气候大会的成果。
中国在过去六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不断完善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体系。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绿色发展已成为未来五年规划的主要战略之一。
2011年，中国第一次在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碳排放强度降低的约束性目标；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公告中提出要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将要在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有望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管理方式。
2010年，中国开始在5省8市实施低碳试点，发展到现在的42个低碳试点，已覆盖了全国37%的人口，54%的GDP和54%的碳排放（2013）；2015年9月，更有十省市在中美城市峰会上宣布提前实现温室气体达到峰值的目标。2011年中国在五市两省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在运行三年后，建立全国碳市场的时间表被写入中美元首声明，2017年全球最大碳市场的启动日渐清晰。
低碳发展不再被认为是限制经济发展的成本，而有望成为倒逼经济转型，促进创新，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领域。为了实现中国INDC（预期国家资助减排行动）中承诺的各种指标，需要调动大约41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这其中的商业、就业和发展机会巨大。
中国还通过双边外交努力为直接推动巴黎气候大会成果做足功夫。
2014年APEC期间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公告》是关键一步。2015年10月习总访美期间的《中美两国气候变化元首声明》更将政治愿景转化成进一步行动的重要路线图，又一次深化了两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深度和广度。《中欧》、《中印》、《中英》等双边协议陆续签署。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气候大会开始前一个月前访华，《中法应对气候变化声明》更是触及到对于2050年远期目标，国家目标强度持续深化等谈判核心议题。可以说，中国对于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诚意十足。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欧洲似乎是最强有力的气候领袖，而中美被认为没有做到最好。然而，2015年的巴黎大会至今中美已经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截止11月11日，已经有160个国家提交了预期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方案，为巴黎气候大会制定新协定打下基础。
支撑政治雄心的是过去几年能源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由于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应用，可再生能源价格不断下降。据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IEA)的报告表明，在过去五年中，太阳能与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其与化石燃料或核电厂的发电成本差距日渐减小。
在德国和英国，即使剔除政府补贴，风能也是发电成本最低的能源，英国政府已经考虑取消风电补贴的时间表。2014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预计占到总发电量的25.8%，首次成为德国电力供应最大支柱。荷兰将在2018年前实现整个铁路系统100%依靠风电，而瑞典有望在2025年实现整个能源系统脱化石能源化(FossilFree)。
即使在非洲，可再生能源成为实现电力100%覆盖的重要跨越性技术，乌干达的KASESE市长计划在2020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值得一提的还有互联网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对于能源精细化利用和需求侧响应的可能性，这些都从供需两端不断减少排放，各国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也在此大背景下不断的提升。今年6月，G7峰会上，集团国家领导人达成共识，到本世纪末逐步取消使用化石燃料，计划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40%到70%，在本世纪末实现无碳经济。
而当私营部门行动起来，一切都变得非常真实而势不可挡。“美国商业气候行动”（AmericanBusinessActonClimateChange）提出三点主要倡议：呼吁支持在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有效减排协议，延续加强本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示范引领行业行动。
这其中，苹果承诺在美国境内的业务，100%采用可再生能源；美国银行承诺将环境相关业务从500亿美元提高到1250亿美元，并推动“灾害投资行动”，和私人投资者一起建立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市场。法国最大能源公司之一ENGIE决定未来不再新增任何煤炭相关投资。
推动政治的终究还是民意。2014年9月21日，30万人参加纽约气候峰会期间的大游行，被认为是改变美国气候变化舆论的转折点。而民意的改变来自于更多的科学事实，不断刷新的气温纪录，即将无冰的北极夏天，而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气候，无论穷国富国，都要共同面对。这些都改变着民意。同时，也不断有事实表明，发展和减排并不冲突。在2009年哥本哈根之前不断被提到的“推迟行动成本更高(TheCostofDelay)”、“绿色发展(GreenGrowth)”等概念，到了2015年已经深入人心。
当然，即使所有的国家行动加起来，将本世纪内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还是不乐观的。但是只要在努力，就会有希望，重要的是要准确把握减排时机，尽早行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曾表示，为了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在21世纪20年代得到控制。
恐怖袭击已经改变了欧洲政治文化气候，巴黎气候大会则要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2015年冬天的巴黎必将写入历史。
（本文作者为能源基金会中国低碳发展项目主任胡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