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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2015年中国气体清洁能源发展与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在京召开。
期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接受了《中国电力报》、中电新闻网记者采访，就“十三五”期间的能源问题分享了他的看法。
“补贴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补”
记者：您如何看待可再生能源在“十三五”期间的发展?
赵昌文：就“十三五”而言，可再生能源的整体比重会大幅提高，这是必然趋势。不光在中国，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但现在的确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全球能源价格的下降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一个不太有利的影响，包括对天然气，还有太阳能、风能等过去要靠政府补贴来发展的这些能源类别都受影响，既然不能永远靠补贴，那么最终还要靠市场。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应对呢?
赵昌文：总体来说，有两个硬约束是不能变的。第一个是环境约束，这肯定不能变。第二个是经济的硬约束，确切说是基本规律。进入新常态之后，我国经济增速下降，需要找新的增长点。对此，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在经济结构方面会有很大变化。一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和工业比重的下降，这是必然的，自2012年开始我国服务业增速超过了工业，服务业比重的上升本身就意味着能源需求的下降。二是在制造业或工业当中，高耗能产业比重下降，而高加工度的工业、高技术产业比重上升。三是在传统的高耗能工业内部，能源效率会有所提高。总之，以上经济层面的三种结构变化加上环境硬约束，使得可再生能源在“十三五”期间比重上升是必然的。
记者：在需求宽松的情况下，清洁能源如何保证其比重的上升?
赵昌文：实际上这是个博弈。从宏观上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洁空气，自然希望清洁能源比重越高越好。但从短期看，价格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过去清洁能源要靠政府补贴，不光是在我国，德国、日本等国也这样。我认为，全世界在发展新能源的中短期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政府补贴还是很重要的。要看到这个行业有一个准入门槛，如果这个门槛是因为政策造成的，政府不需要补贴，但是如果这个门槛是因为技术造成的，是因为整个行业平均的准入成本等因素带来的，那么政府必须要补贴。
这种情况也包括新能源汽车，很多核心技术没有大的突破，导致成本依然很高。
而在这种高成本情况下，政府如果不补贴，相当于企业的风险远远大于收益，那就没有人愿意投资了。政府补贴是改变风险收益结构，从而使得企业自己承担的风险加上政府补贴减少的风险能够匹配整个风险收益结构，一是从价格空间上去匹配，二是从时间周期上去匹配，最终才能带来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觉得有必要坚持补贴。
记者：是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补?
赵昌文：对，谈论补贴问题的关键不是需不需要，政府怎么补才是最重要的。这里还有个是补供方还是补需方的问题。
从供方来说，政府还需要有政策，鼓励企业去进行技术创新，我觉得供方的技术创新还是需要政策继续支持的。但是从更多层面看，实际上将来要逐步减少对供方的补贴，而且杜绝企业变成套利者、机会主义者类似的不利于行业长期发展的现象。
从需方来说，因为基本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不管是新能源还是传统能源，最终体现的都是能源，不同能源有不同价格也不合适，所以很多政策也得改革。我觉得现在天然气领域交叉补贴还挺严重的，那将来还是要改的。一个就是要实现工商业用气价格完全市场化，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至于居民交叉补贴问题，近来北京燃气企业的工作人员来我家装表了，开始实施阶梯价格，这么看来在需方已经开始有好的变化了。
“要尊重市场选择的结果”
记者：您对“十三五”电力消费增速有没有预期?怎么统筹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发展?
赵昌文：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情况是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十三五”期间的能源需求肯定要联系以下两方面来考虑：一是经济增速，二是经济结构变化。从整体上来说，我国提出了“双倍增”计划，基本上GDP年均增速要达到6.5%，那样才能保证实现目标。从以往情况来看，能源领域投资增速实际上是快于GDP增速的，综合各方因素预测，“十三五”能源领域投资速度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
至于如何进行统筹?我觉得是市场选择的结果，需要尊重这个结果，靠人为很难去统筹。我觉得“十三五”期间煤电比重肯定会下降。水电方面有些复杂，我曾在雅砻江、大渡河流域看到好多梯级电站，当时建水电站都考虑着给长江中下游供电，而现在长江中下游经济结构变化很大，重工业开始向越南、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所以对电的需求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发出的电也出现富余，毕竟电力需求不像过去那么旺盛，这些都需要考虑在内。
记者：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十三五”期间不再像以前那样过于强调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了吧?
赵昌文：我认为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什么叫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包括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实际上可以理解成一个结果，比如某一阶段总的需求量、消费量下来了，就可以认为结果上好像是控制了。
实际上开始提出这个目标时，这本来就有些切换经济思维方式。所以我认为，要有政策杠杆去引导能源结构的调整，去引导能源效率的提高。
其实，能源效率的提高需要很多政策。说实话，我以前这种观念也不强，当我和法国施耐德合作开展能源效率课题研究后，才深有体会。现在，我只要离开3分钟就会自觉关灯，这就是观念的进步。如果能让更多消费者养成节能习惯，我想比供给侧所作的努力都更容易出效果。现在希望，一是政府要引导公众认识到能源是稀缺资源;第二就是价格机制要发挥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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