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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严查严打骗补行为，甚至应将罚款额度提高到1∶1的比例，骗多少，罚多少；而且应以欺诈罪名，对企业负责人提起刑事告控
财政部近日向工信部抄送的《财政部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显示，苏州金龙骗取的2015年新能源汽车中央财政补助预拨资金5.19亿元将被追回，并将受到对其违规问题金额的50%即2.59亿元的罚款，两项共计约8亿元。这一被称为我国史上最大的“骗补门”终于尘埃落定。
财政部新能源汽车补助，是国家为了履行减少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承诺，鼓励企业节能减排、促进新能源技术进步与应用，而采取的一项引导性政策。基于产业与战略等考量，我国在几年前就启动了这一国家补助政策。这项政策的出台，令致力于新能源技术革新与推广的主流汽车企业获益颇多。
然而，一些企业却借着这个机会乱立名目，大肆骗取国家补助。骗补主要涉及四种情况：有牌无车、有车缺电、标示不符、关联方及经销商闲置。苏州金龙属于典型的“有牌无车”，即车尚未生产，其牌照已经通过非正常途径在车管所登记在册，然后便可以凭借上牌数量申报极其丰厚的补贴。
骗补行为不仅使政策目标落空，使宝贵而有限的财政资源白白浪费，给国家带来沉重的损失，而且骗补行为助长行业歪风邪气，使我们好不容易奋斗出来的优势产业前途蒙上阴影。因此，必须严查严打骗补行为，甚至应将罚款额度提高到1∶1的比例，骗多少，罚多少；而且应以欺诈罪名，对企业负责人提起刑事告控。
除了严打骗补之外，还要建立一个严防骗补的机制。首先，减少诱因，控制补助额不得追平或超过成本。经验与理论表明，补助与成本达到1∶1比例时，骗补的现象就会大增，原因是骗补的机会成本几乎为零之时，骗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生产成本，胡乱生产或虚假生产都可以大赚。因此，补助额应进行动态控制，对已经落实为先锋企业的，补助幅度可调高；而那些尚未能证明或完全能证明的企业，补助幅度应控制在鼓励性水平上。也就是说，补助发放政策，应从普惠制改为选优制，或者将以企业为本位的补助，改用以消费者为末端的补助制度。
严防骗补的另一项措施就是加强监督。但是经验表明，对企业的生产性监督，难于对企业的行政性监督，而政府擅长的领域往往是行政性监督。因此，应积极引入“深喉”制度，对企业内部人的“吹哨”行为予以查处金额一定比例的奖励，即对检举人实行利益分成。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由于建立起完善的检举人分成制度，令企业生产部门里的人都可以扮演“监督者”的角色，从而减少了监管成本，提高了监督效果。若骗补行为处于随时被检举的可能，相关企业负责人在骗补行为实施前肯定会三思而后行。 （和静钧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