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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两轮强化督查已经完结。其中，浙江省杭州市派出的督查队伍工作扎实细致、作风严谨，善于抓住督查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在首轮次督查结束后，受到大篇幅的文字表扬。浙江环保执法人员，缘何脱颖而出？在京津冀治霾大督查又带回了怎样的启示？
今年4月7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以下简称“京津冀治霾大督查”)拉开序幕。来自全国30个省的5600名环境监察执法精英，支援位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8个城市(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部分城市及北京、天津)的大气污染治理，前后25轮次，整整350天。截至目前，两轮次的接力督查已经完结，杭州、宁波两组都已凯旋。
就在首轮次督查结束后，省环保厅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表扬信”——国家环保部在相关通报中，用较大篇幅的文字，表扬了淄博组(杭州市)的突出表现，认为“浙江省杭州市派出的督查队伍工作扎实细致、作风严谨，善于抓住督查工作重点、难点问题，既在督查数量和发现问题数量上表现突出，又在发现问题的质量上体现较高水平。”
浙江环保执法人员，缘何脱颖而出？在这次征途中，又收获了什么，带回怎样的启示？
北上执法
交出亮眼成绩单
从杭州到山东淄博，870多公里，高铁5小时路程。此前，京津冀治霾大督查第16督查组组长、来自杭州市环保局的刘雄伟，从未到过淄博。幸而，城市是陌生的，环保执法却是熟悉的。尤其是近年来，在浙江打造“最严环保执法省”的氛围下，环保战线一次次开展执法大练兵，大家随时征战一线，业务技能过硬。
4月7日，抵达淄博的当天下午，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认真听当地政府介绍情况。随后，去环保局调取近两年的环保信访记录、小散乱污企业名单以及在线监管数据，梳理出一份重点督查名单，“绝不打无准备之战”。
在淄博的20天里，刘雄伟一组的足迹，遍布5区3县3个开发区，共检查企业319家，发现各类环境违法问题240件。从上午8时起到晚上收工，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平均每日检查16家企业，发现违法问题12件，最多的一天，还带回了28个案件。
数字里，浸润着汗水与付出。一家混凝土搅拌企业的除尘器，位于50米高的烟囱之上。面对企业主的敷衍，督查员二话不说，徒手沿着脚手架爬上烟囱，拍下设备早已被水泥堵住的证据，让对方心服口服；北上的第三天，督查组就破获了一起垃圾处理场在线监测数据作假案件，被环保部作为典型案件予以公布。来自浙江的这股环保执法力量，犹如一道绿色闪电，势如破竹地打开了局面。
首轮长达20天的督查结束后，杭州组以900多的总分，遥遥领先于同轮次的组别，受到环保部的通报表扬，浙江环保铁军首战告捷，不辱使命。
杭州组归来不久，淄博以西400多公里的河南安阳，来自宁波市环保局的第26督查组组长、宁波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刘增凯，遇到了更为棘手的问题。安阳辖区内的各县、市环保局长更迭频繁，任期最长的一个1年零1个月，最短的一个到任不过几天。环保局长对当地的情况尚且不熟悉，督查组又该从哪里入手？
协商后，刘增凯一组瞄准固定污染源和高架污染源，以当地钢铁、水泥、焦化等涉气行业为重点对象，拉开了暗访督查的序幕。执法第一周，他们常常遇到企业闭门、宣称停工，或用彩钢棚封门，阻碍执法人员进入的情况。有备而来的督查组，及时出动无人机，轻松翻越栏杆，于高空之上，拍摄下企业的偷排证据。在安阳市的两周内，宁波组同样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共检查企业208家，发现各类环境违法问题200余件。
南北碰撞
互学经验“照镜子”
督查组与被督查地，原本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但浙江环保人的北上之行，却打破了这种尴尬局面，让浙江经验在南北碰撞中得到印证和提炼。“督查并非代替地方监管，而是要与当地形成共识。”刘雄伟说，来到淄博的他们，从督查开始之初，就与当地达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当地环保局甚至直接把在线监管数据中心的门禁卡，交到了他的手里，“我们是互相借力。他们借助我们理家底、查问题，我们借助他们熟悉当地情况、找准问题症结。”
“他们实际上是干活来了，帮着我们工作。”山东某地一位环保局长在接受采访时坦承，督查行动给当地带来最直接的好处是：市领导直接拍板，给环保部门增加了15个编制，以解决长期以来监察队伍人手不足问题，“督查组的到来，至少加快了问题的解决。”
对北上的刘增凯来说，这次督查其实更像是一次“照镜子”。两周内，执法车在北方的旷野中奔驰，每天奔波上百公里，刘增凯却只看到过两次田野间秸秆焚烧的情况。当地的秸秆焚烧为何能管得这么好？好奇心驱使下，他在督查之余，抽空向当地环保部门取经，学习了当地从省到村、五级网格化的管理制度。
学习和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督查期间，恰逢当地举行乡镇党委书记夜间交流会，刘增凯被邀请到会上做经验交流。他把宁波多年来累积下的“小散乱污”企业治理经验倾囊相授。“浙江的工业企业环境管理，给我们很多启发。”河南当地乡镇党委书记们对浙江“最严环保执法省份”早有耳闻，更希望趁这次机会多学经验、补足短板。
5月初，浙江VOCs治理现场会议在宁波落幕。在VOCs治理方面领跑的宁波，把浙江先进经验应用到了安阳。考虑到此次督查以涉气企业为主，他们特地带上便携式VOCs检测仪。先进的技术在督查中起到关键作用，此次督查中，宁波组共查出26个VOCs治理案件。
这场南北交汇的督查，让怀着蓝天白云共同理想的督查者和被督查者，都寻求到了不同的收获。
先行先试
环保“垂改”正铺开
京津冀强化督查，仿若一面放大镜。透过这次行动，现阶段全国环保执法存在的问题和纰漏，都被“照”了出来。
“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汇聚在京津冀，发现的问题却不只存于京津冀。”刘雄伟说，例如监测数据作假，杭州环保局不久前就破获了一起在线监测数据作假的案件，上半年刑拘5人。
参与督查的环保工作者发现，无论南北，现阶段的环保执法，很多问题都是共有的，比如基层执法人手不足；人少事多、不敢休假等。
对此，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在2016年2月完成的《关于加强环保执法能力建设的提案》中这样论述：在一些区县，环境监察大队的人数仅在个位数，却需要管理上千家企业。从工作量上看，执法人员担负着十几部环保法律法规、数十项环保标准的执行任务，有些地方还要负责核实企业的各种排污数据等很多额外工作。此外，还有很多工业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下企业以及非法企业，藏匿在山区或偏远农村，前往监测以及执法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很高。
在强化督查中，这些弊病或多或少地暴露了出来。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曾以四个“难”，概括地方环保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难以落实对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督责任；二是难以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三是难以适应统筹解决跨区域、跨流域环境问题的新要求；四是难以规范和加强地方环保机构队伍建设。
值得庆幸的是，破冰已经开始。201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拉开全国环保系统“垂改”大幕。我省绍兴市作为环保“垂改”的全省试点，已在探索先行先试，将在明年全面铺开“垂改”。
除此之外，刘增凯认为，这种交叉式的大督查，能最客观、最快速地发现问题，值得运用到浙江环保执法中来。
而今，千里之外的大督查，仍在持续升级。已经归来的刘雄伟们觉得，人家的问题已经找过了，是该低头好好看看自己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