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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全国人大常委分组审议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谈到，当前我国的土壤污染形势亟待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可这部法律制定面临如何确定土壤污染责任人等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提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富山县因“镉米”引发的“痛痛病”和熊本县因汞污染引起的“水俣病”等环境公害事件震惊世界，其罪魁祸首就是重金属。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镉米、血铅、铬渣、砷毒等恶性环境事件，“怪病”频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壤污染。“所以，现在已经到了采取强有力措施加大土壤污染综合防治的时候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春耀提出，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重点应该在于如何确定土壤污染责任人，“就土壤污染防治问题进行立法有相当的难度，我们之前的环境保护立法都有一个明确的污染源头，而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和地域性，以及治理难、周期长等特点。有的污染是很多年前不知谁在这里搞坏的，留下的后果都由现在的人承担。所以土壤污染责任不容易确定，责任的追究和治理责任的落实也就比较难。”，
他谈到了“常州毒地事件”，“去年媒体披露的常州外国语学校迁到一个新校址，后来发现环境有问题。原来是新校址旁边有很大的一块空地，这个空地是以前三个化工厂在这里，现在化工厂迁走、没有了，但是地块留在这里。现在要搞建设，土地一翻开就出事了，地下有化工厂留下的重金属，土壤中含有污染物质，后果就显现了。出了问题找谁?找不到责任人”。
那么，如何解决土壤污染责任人难以确定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喜庆建议，“土壤十条规定，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和个人要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或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责任主体灭失或者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土壤十条的上述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污染责任承担制度，但草案中没有具体体现，建议将这项制度增加并落实到草案当中”。
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曾举行联组会议，围绕产品质量法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展开专题询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卫发言时提到，专题询问过程中，工商总局局长张茅介绍，目前商场遇到消费者退货时，不是非要消费者直接找企业让企业退货，而是由商场先退货，然后商场去找企业。“由此启发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倒逼的机制?对污染的农用地土壤，先规定一个修复的期限。到了这个期限还没有人承担修复费用的话，则由政府先来买单，然后倒逼政府去找责任人把修复费用追回。因为政府的工作力度比较大，起码比环保部门、比农民要大一点，这样的话可以让一批污染的土地尽快修复起来。”
他表示，草案提出，“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因承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等活动所支出的费用，有权向土壤污染责任人去追偿”，“所以政府有权干这个事，所以有没有可能也设立一定的时限，让政府限时启动做土壤修复这件事。”
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对于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责任人应追其刑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温孚江就提出，“现在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很严重，如镉污染。镉的主要来源恐怕是来源于粪便有机物或者是化工污染。这个对于我们的影响是比较长久的，因为它有很强的积累性。建议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和环境保护法在这方面进行衔接。罚款往往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要和环境保护法做好衔接。我看要和刑法联系起来，尽量使用刑法。”
“就像我们食品添加有害物质一样，我始终认为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故意投毒罪来对待。你知道是卖的这个东西是有毒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就是投毒罪”。他说，“所以土壤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严重，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甚至生育能力，后代的智商等都会发生影响，建议和刑法紧密结合起来。坚决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