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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不容忽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推动能源转型变革，既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也是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确立了“能源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和加强国际合作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国策。
“在‘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发展战略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能源转型变革步伐明显加快，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能源发展改革呈现崭新局面。”8月17日，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郭智在“2017第七届中国能源高层对话”致辞中说。
他提到，2013~2016年，我国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4.2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下降5.4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4个百分点、发电量占比提高5.3个百分点，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在建核电装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约14.6%，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最大、能耗下降速度最快的时期。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煤炭消费比重比去年同期继续下降0.6个百分点，天然气消费量同比增长约11.7%，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约占全部新增装机容量的70%，风电、光伏发电量分别同比增长21%、75%，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
三分之二天然气市场有待开拓
在8月19日举行的2017年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上，发布了由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以及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共同编制的《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多位与会者指出，加快推动天然气发展，是我国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的战略举措和现实选择。
根据《报告》，2016年中国天然气表观消费量为205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幅度达6.6%，增速超过2015年，天然气的一次能源消费占比增至6.4%。其中，受气价走低、清洁取暖和新型城镇化等利好推动，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发电消费增长明显。数据显示，2016年城镇燃气和天然气发电的天然气消费量分别由2015年的628亿立方米、284亿立方米增至2016年的729亿立方米和366亿立方米，在天然气消费总量的占比分别由32.5%、14.7%升至35.4%、17.8%；工业燃料消费量712亿立方米，在天然气消费中占比达34.6%；化工用气略有下降，为251亿立方米，占比从14.6%降为12.2%。
对此，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指出，天然气是我国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主体能源绿色低碳更替的重要基础。2020年要实现天然气一次能源占比10%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我国13.7亿人口，按去年约2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消费总量测算，现在涵盖的人口是4亿多，即当前天然气供应只能满足全国1/3人口的需求，还有2/3的市场需要开拓。”
他强调，为兑现我国天然气市场的巨大潜力，要实施城镇燃气工程、天然气发电工程及工业燃料升级工程；同时，还要加大常规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和利用，增强国内供给；要加快天然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加大储气调峰建设，大幅度提高储气调峰能力。
据该论坛，油气改革一揽子政策不久或将密集落地：油气管理体制改革的规范性文件正在研究制定，国家能源局已将油气管网互联互通相关文件下发至地方，同时将出台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天然气调峰市场机制的意见，并且酝酿天然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
降低油气对外依存度要早准备
当下，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我国清洁能源的飞速发展、传统能源转型升级、能源金融体系的构建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增长的国际能源合作趋势与机遇。
“2017第七届中国能源高层对话”论坛上，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指出，我国是世界重要油气消费大国，我国的油气进口不仅关系到国际油气供求格局，而且影响到地缘政治变动。需要我们用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的问题。
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在2040年达到8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到2030年将达54%。与此同时，曾经的能源进口大国美国将基本实现能源自给，这一深刻变化势必给我国的全球战略和外交政策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季晓南表示，在看到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也要看到和分析油气对外依存度提高对我国经济和外交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的临界点需要不断进行再思考，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抓紧制定油气供应安全相关的应对预案。
“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能源消费革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能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能源供给更好适应能源消费需求的变化，增强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季晓南建议。
油气对外依存度高企，也是为什么我国需要进入石油天然气的国际市场的重要因素。近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在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一项明确提出：在审慎评估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稳妥参与境外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
论坛上，北美油气投资专家星能国际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非常规油气和新能源研究院特聘教授金晓春列举了美国、加拿大等国的相关经验，并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的市场，是值得去争取的。他还表示，应该对今后一段时期的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充满信心。“2016年，全球油气勘探处于历史最低位，也预示着在2020年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产量缺口，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展望未来，我国既是国际资源的分享者，也是世界油气市场价格风险的重要承担者。“这需要我们认真审视国家的能源战略和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价格政策，认真思考如何从体系上保障油气安全，如何提高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切实推动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金晓春说。
引领能源变革要进行系统创新
当前，资源和环境约束成为制约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主动破解困局，加快以清洁低碳和智能高效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能源转型，成为全球性的重大战略行动。
“推动我国能源革命向纵深发展，要做好包括节能优先、绿色低碳、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和开放的合作在内的‘五个坚持’。这是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革命战略思想的重要实践。”努尔·白克力如是说。
在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经济发展逐渐稳定的形势下，我国能源转型进展明显。2016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43.6亿吨标准煤，同比仅增长1.4%，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速保障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非化石能源的消费比重达到13.3%，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超过两亿千瓦煤电机组实现节能改造，超过一亿千瓦机组实现超低排放改造；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36.4%。“但我国的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定要从我国的国情、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出发，来审视和推动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
新奥集团创始人、董事局主席王玉锁认为，只有从理念、结构、模式上进行系统的创新，创建现代能源体系，才能引领世界能源变革。此外，还需树立以创新实现弯道超车的意识，加大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和支持力度；同时，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营造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加大新型标准体系建设支持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