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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美贸易统计指标只计算了从中国出口的产品总额，忽略了其中可能包含的中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从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方挥舞着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不断向中国施压，焦点问题便是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就业岗位丧失，特朗普及其内阁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扩大美国出口来维护国内就业。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外包”挤掉了美国国内的劳工就业岗位，而这也成为中美贸易摩擦被政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重要的劳工组织劳联-产联曾专门就美中贸易逆差对美国国内就业的影响向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中一些人一再通过一些议案，单方面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在美中贸易关系中制造了一系列纠纷，成为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重要推手。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于资源和生产要素跨经济体配置的国际贸易来说，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出口创造就业，进口减少就业”已不再完全适用。因此有必要在全球产业链的分析框架下重新审视中美制造业贸易。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间的分工和联系日益深入。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货物在实现最终消费之前，大量以中间产品形式在全球各地流转。根据笔者估算，目前世界中间产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的56%，服务贸易的70%。海关统计数据表明，加工贸易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中国出口商品中的绝大部分，中国通常只是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作最后的加工或装配，例如，中国出口的计算机中就包含进口的芯片、存储器、驱动器、键盘、软件等。
因此，中国的出口实际上是全球生产网络带来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出口。然而，根据现行国际贸易的统计原则，贸易规模是由海关的进出口量加总而成的。因此，传统的中美贸易统计指标只计算了从中国出口的产品总额，忽略了其中可能包含的中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从美国进口的中间产品。
正是这些中间产品进口，将相关国家和地区对美的出口转嫁给了中国，造成了中国出口额激增的表象，加剧了中美贸易冲突。
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所说，将出口商品的价值全部归总于最终出口国，其带来的统计偏差将曲解双边贸易失衡的实质，带来误导并导致贸易争端。
在中美制造业贸易中，人们看到的通常仅是“中国制造”，而忽略了“中国制造”中的美国含量。这些“美国含量”既包括“中国制造”的产品所含的美国中间产品，也包括产品在美国最初的设计环节、最终的销售物流环节，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产业升级等。
所以，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制造”产品从生产、流通及研发等多方渠道为美国创造了就业机会，然而这往往被人们忽视。
笔者使用OECDSTAN按行业和终端用途分类的双边贸易数据库进行计算，发现中国制成品中的“美国含量”随制成品技术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全部制造业出口中“美国含量”平均为1%左右，其中高端制造业的“美国含量”平均为1.8%。在此基础上，依据美国就业需求矩阵中的就业-产出比率进行计算，笔者发现这些中间品在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为美国创造了180万的就业岗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出口至美国的中国制造品所包含的“美国含量”的一个部分，还有很多成分存在于产品的最初设计、和最终在美国市场的流通环节上，而这些同样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
美联储两位研究人员黑尔和霍宾指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美国含量”高于其总进口中的“美国含量”，主要由于从中国进口的大量电子消费品和服装等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又新增了大量附加值。根据他们的估计，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上每花一美元，平均就有55美分流向了美国本土服务业。
综合分析，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对促进美国的就业具有正面影响。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考虑当今国际贸易，可以有利于回击美国以保护本国就业为由而挑起的贸易争端。由于中国出口的最终商品中大量包含了美国附加值，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即使达到了限制中国出口、减少逆差的目的，也无助于改善本国就业，而且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使近期达到低点的失业率重新攀升。
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