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仍处于一轮周期上升阶段

对于中国经济，市场大可不必过于悲观。我国经济内生动能增强，中周期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经济韧性不可低估；去杠杆带动的金融周期回落属于主动可控式的，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有压力，但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失控可能性不高；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不确定性大，但全面贸易战是双方乃至全球都不能承受的。因此，在不能过于乐观的同时也无须过于悲观——

当前，市场上有部分人对经济前景产生悲观情绪，认为内有金融去杠杆、流动性趋紧，外有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忧虑我国经济在某个时候出现大幅回落。

我们认为，大可不必过于悲观。一是我国经济内生动能增强，中周期仍然处于上升阶段，经济韧性不可低估；二是我国去杠杆带动的金融周期回落属于主动可控式的，虽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有压力，但在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下，失控的可能性不高；三是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不确定性大，但全面贸易战是双方乃至全球都不能承受的。因此，对于我国经济，在不能过于乐观的同时也无须过于悲观。

经济中周期方兴未艾

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这一轮中周期上升阶段，尚未见顶。经济中周期受企业设备投资主导，大体上有1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往往与金融条件、企业盈利、技术更新等因素密切相关。

据测算，自2015年来，我国经济逐渐形成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中周期，目前仍处在一个向上阶段，或将于2019年见顶。除非出现极端情形，否则中周期将是当前我国经济韧性的主导力量。另外，我国经济中周期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周期时间上一致性较强，容易形成共振。

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我国目前处在中周期向上阶段。在设备投资方面，2016年以来持续复苏，企业改建投资逐步升高，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改建投资增速几乎每年上一个台阶。

在进出口方面，数据表明我国内需强劲，尤其是与企业投资相关的原材料和设备进口。今年1月份至5月份，我国出口增速处于较高水平，远远快于去年，但同时我国贸易顺差有所减少，原因是进口明显加快。在进口货物中，这两年变化最快的是原材料（铁矿石、铜、原油等）和企业设备，如金属加工机床、工业机器人进口。

经济内生动能增强

自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期趋势和中周期同时向下的深刻调整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先是不少行业（如水泥、部分中游设备等）自发去产能，后有政府主导对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的供给侧去产能改革，从而使得大多数行业集中度得到显著提升，库存水平整体“下”了一个大台阶（螺纹钢库存降了近一半），产能利用率从低谷不到70%重回近80%的水平，企业盈利能力也恢复得不错。

另外，自2014年以来，高新技术行业，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通信设备、物联网、大数据等行业高速发展，业已初具规模。从投资角度来看，高新技术投资贡献制造业投资达到15%左右。从生产角度来看，我国高新技术行业对经济贡献率达20%至30%。

而且，高新技术行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不断与成熟行业融合，大大改进了我国企业传统的生产方式，使得经济结构向越来越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转变，这些都带动了整个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经过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将一改前几年不断下滑局面，转而开始回升。

预计，未来几年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改善。按照“十三五”规划，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在2020年将达到2.5%，当前只有2.1%。随着落实“十三五”规划的要求，以及各地积极开展产业引导基金的投入，我国新兴行业发展势必在未来3年保持高速发展，并最终主导经济。

人口素质红利扩大

自2012年以来，我国人口数量红利不断下滑。2012年，我国15岁至59岁人群的人口数量越过顶峰开始下降，2014年我国15岁至64岁的人口数也开始回落。同时，人口抚养比也在这段时间达到底部并开启上升趋势。自此，我国过去30年所依赖的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的正面贡献逐渐衰退。

但是，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国人口素质红利逐渐扩大，支撑起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崛起和经济结构转型。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在过去20年里明显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6年的8.5年上升到现在的10.3年。

而且，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增至10.8年，年均增长率为1.1%左右。此外，我国当前工程师数量已经达到90万人，而且每年仍有数百万理工科毕业生加入就业大军，这些在全球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我国人口素质红利是高端制造业崛起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口素质红利，叠加研发大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将会成就我国高端制造业高速增长。

城市群化进程加快

我国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国家级5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这5大城市群以10%左右的土地面积、近40%人口创造了近60%的GDP，区域内重点高校占比近70%，成为新时期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城市群或都市圈的形成，背后是产业和人口的集聚，结果是规模经济效应产生和经济效率提升。我国已经形成人口流向5大城市群的趋势。例如，2015年5大城市群新增常住人口合计显著提高，增加530万人，远超2014年的350万人。

这一趋势将会在产业集聚、政策推动的形势下进一步得到加强。产业正在向这些城市群集中布局，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周边中小城市，这对形成都市圈或者城市之间连接成群非常重要。同时，党的十九大首提“以城市群为主”的新城镇化战略，在产业布局、社会资源分配方面将会有利于城市群的发展。

当前，我国5大城市群也只是初具规模，拥有巨大的开发空间，都市圈内交通连接、产业布局、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无疑是后续规划的重点，也能带动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协同发展。

从城区开发面积占比来看，京津冀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不到20%，成渝、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略高些，达到25%至28%，相对于“纽约—华盛顿”城市群和东京都都市圈，还显得非常低。另外，从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密度来看，我国5大城市群的人口集聚程度高于美国的“纽约—华盛顿”城市群（295人/平方公里），但相比“东京—横滨”都市圈水平，仍相距甚远。

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无疑为我国传统经济动能（房地产开发+基建投资）留下空间，不至于在未来几年传统动能突然失速大幅回落。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将会极大地带动服务业发展，刺激消费率提升，消费升级，从而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

消费回升趋势明显

近年来，我国消费率明显上升，是经济稳定性的最重要来源。通常来说，居民部门消费行为的变化是渐进式的，短期内很难像投资行为那样剧烈变化。因此，当消费对一国经济贡献达到较高程度时，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会比较好。

201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从低谷逐渐回升至2017年的58.8%。这一方面固然有房地产投资等传统动能调整的被动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有平均消费率提升的主动原因——受人均收入上升、社会保障体系增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因素带动，我国消费率已经形成回升趋势。

同时，受财富效应、人口年龄结构、城市群加速发展等因素影响，我国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随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家庭资产不断积累，财富对消费升级的效应正在显现。

另外，当下“80后”“90后”成为消费主力，“00后”步入成年，有望接棒，我国正处在向品质消费挺进的阶段，人口因素决定消费率提升将是长期趋势。同时，都市圈的形成、深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城市群内定居市民化将逐渐成为主流，无疑是消费升级又一推手。我国消费升级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恩格尔系数（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2017年首次跌至30%以下，进入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最富裕的一组。

改革开放进入新周期

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周期，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

党的十九大之后，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一轮改革周期正在启动，契合改革开放40周年。近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发展相关的指导文件，内容涉及金融监管、自贸区、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区域合作、贸易协调、制造强国等领域。许多措施着眼于提高我国经济长期效率，降低系统性风险。

我们看好这新一轮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后续或值得期待。

金融领域：对内统一监管框架、逐渐打破刚性兑付，对外资本账户开放、金融服务业开放和汇率、利率市场化协同发展；财政领域：增值税税制简化、实行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企业税费合理化、地方税系建立（如房地产税纳入立法程序）；国企改革：开展国有企业综合改革试点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利用市场化手段推进债转股、降低杠杆率，推进重点国有企业脱困，推动若干重大企业联合重组；两项农村土地改革：第一，“稳定承包关系+三项改革”。2018年会加快完成确权颁证登记，增强农民土地流转信心，土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举措。第二，配合租售并举、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政策，住房的土地供应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加快入市；对外开放：自由贸易区升级，制造业、服务业大幅向海外市场开放。

虽然短期内这些改革措施难以给经济提供正向拉力，甚至有些措施在短期内会使经济承压，但这些措施的协同推进，将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提高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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