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
8月2日，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投资2018》在北京发布。
2017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连续第三年下降，扣除物价因素比2016年低2%。发电行业投资降低最为显著，煤电、水电和核电投资的下降超过了光伏发电投资的增长。2017年，能效以及石油和天然气上游的投资出现了增长，但总体化石燃料供应的资本支出维持在2014年水平的2/3左右。电力行业连续第二年吸引了全球最多的能源投资，反映了全球经济持续电气化的进程，其中电网和可再生能源获得了强劲的投资。
成本下降继续影响不同能源品类的投资趋势、价格和燃料间的竞争。受益于组件价格降低以及转向低成本地区发展，光伏项目（占全球能源投资总额的8%）的平均单位成本下降了近15%，光伏投资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技术进步和政府招标计划在一些地区促使新项目加快形成规模经济：除中国以外的新兴经济体批准的光伏项目，平均规模在2017年比五年前相比提高了4.5倍，陆上风电项目规模提高了0.5倍。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经济性比较复杂，但由于成本控制和油服产能过剩，常规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成本并未随着2016年中期以来油价的上涨而增长。但活跃的开发使得美国页岩油气成本在2017年增长了近10%，预计2018年将继续保持这一趋势。新的数字技术正在持续帮助各能源行业实现成本控制，其中也包括了石油和天然气上游业务。
中国仍然是最大的能源投资市场，占全球能源投资总额的1/5以上。中国的低碳电力供应、电网建设以及能效是能源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7年，中国的新建煤电项目投资下降了55%。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投资目的国，这得益于石油和天然气上游部门（主要是页岩油气）以及天然气发电和电网投资的大幅回升。欧洲在全球能源投资中的占比约为15%，其快速的能效投资增长和温和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部分抵消了火电投资的下降。在印度，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投资在2017年首次超过了化石能源发电投资。
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能源投资
向清洁能源供应投资的转型趋势出现了暂停。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上游支出略有增长，化石燃料投资在能源供应投资中的占比小幅上升至59%。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情景（SDS）认为，化石燃料在能源供应投资中的占比将在2030年前下降至40%。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的化石燃料占能源供应投资的比例为55%，转变快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化石燃料供应投资占比为65%。2017年，这些地区对化石燃料供应的投资占比均出现了增长。发电行业中，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投资占比目前已超过70%，十年前还不到50%，部分也得益于燃煤发电投资的下降。电网和电池储能方面的投资也显著增加，有助于建立更灵活的电力系统，这对于消纳更多的光伏和风电至关重要。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所有形式的清洁能源和电网投资都需要继续大幅增加。
2017年，运输和供暖电气化的投资继续呈指数增长，但将可再生能源直接用于运输和供暖领域的投资仍然薄弱。2017年，电动乘用车（插混和纯电池车）的消费支出达到430亿美元，提升了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电动乘用车在所有乘用车销售中的占比超过1/100，并在乘用车销售年度增量中占据半壁江山。然而，电动汽车对石油需求的影响仍然很小：2017年，与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160万桶/日相比，电动汽车的影响只有3万桶/日。2017年，生物燃料新建产能的投运所带来的影响依然不大。在供暖、通风和空调方面，全球的能效支出呈两位数增长，尤其是热泵的销售量增加了30%。与电动汽车类似，热泵比传统的方法效率更高，可以帮助低碳电力获得更高的能源消费占比，但热泵仅占供热设备总销售额的2.5%左右，市场关注力仍集中在化石燃料燃烧技术上。太阳能光热投资连续第四年下降，投资额为180亿美元。这些趋势对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项目的投资并无明显的影响。
用能终端及能效
相对于全球能源投资整体下降趋势，与提高能效有关的投资未受影响。2017年，共有236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改善建筑、运输和工业部门的能效。尽管近年来能效的投资增长强劲，但在能效政策落实和全球能源强度改善放缓的背景下，其增速下降至3%。得益于可广泛应用的项目标准化，2017年的增长驱动主要来自于对建筑供暖、制冷和照明效率投资的增加。特别是金融机构对标准化照明节能改造项目越来越熟悉，他们愿意更低利率放贷。总体而言建筑行业投资有所增加，促使建筑能效支出增长了3%。据估计，2017年工业部门能效投资下降了8%，部分原因是中国基建步伐放缓，钢铁行业下降非常显著，尤其是基于煤炭的钢铁产能投资骤降，新产能的平均能源强度已经降低了10%。
2017年，主要用于能效的绿色债券发行量首次超过了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和其它能源应用的债券。主要用于能效的绿色债券的价值增长了两倍，达到470亿美元。此外，政府设立支持可持续性项目的绿色银行，增加了对能效项目的投资份额。虽然能效的资金来源仍然以资产负债表融资为主，但这些反映出资金来源多元化的趋势。能源服务公司（全球市场规模约为270亿美元）对开发成本较低且可复制的能效项目的商业模式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包括采用节能保险。在一些国家，政策制定者鼓励能源公司通过可交易的节能证书（白证）来寻求成本最低的能效项目。2017年，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市场的价格创了纪录。总体而言，能效投资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仍有继续提高标准和鼓励支出的空间。
电力和可再生能源
随着电力部门向资本密集型发展，电力需求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持续变化。从平均水平来看，全球电力部门投资与需求增长之比在过去的十年中翻了一番，一方面是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及电网升级、扩张，另一方面能效的提高也抑制了电力需求的增长。在资本密集程度较低的火电领域，投资占比总体不断下降。2017年，全球电力部门的投资接近7500亿美元，下降了6%，主要是因为新建装机的投运减少了10%。其中一半的降幅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燃煤电厂。煤电装机（主要是低效的亚临界电厂）的退役抵消了近一半的增量。主要受美国和中东/北非推动，气电投资增长了近40%。这两种方式的发电装机投资在未来几年都有减少的迹象。2017年气电的最终投资决策下降了23%，而煤电下降了18%，至2010年1/3的水平。
尽管2017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下降了7%，至近3000亿美元，但仍占发电总投资的2/3。光伏投资创下历史最高，支持了可再生能源发电投资，其中近45%是在中国。海上风电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水平，投运的装机容量近400万千瓦，主要在欧洲。另一方面，陆上风电投资下降了近15%，尽管1/3是由于成本的下降导致的，但主要也由于美国、中国、欧洲和巴西投资下降。由于中国、巴西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放缓，水电投资降至十年来的最低点。即使在其他市场可再生能源投资前景仍然保持强劲势头，但最近中国的政策变化致力于推动更具成本效益的光伏项目，可再生能源投资放缓的风险加大。
由于新建核电项目投资急剧下降至五年来的最低水平，可再生能源的稳健投资对促进低碳发电而言变得更加重要。新核电项目少有开工建设，而一些地区现有核电厂的退役正在抵消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在欧洲，2010年以来核电发电量的下降抵消了光伏和风电发电量增量的40%。然而，在2017年，全球对延长现有核电厂服役时间的投资增加，这为支持低碳发电提供了经济的潜在过渡性措施。
2017年，全球电网的支出增速放缓，同比增长1%，电网总投资达到3000亿美元。电网支出达到了新高，而且其在电力部门投资中的占比上升至40%，是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电网投资市场，其次是美国。为消纳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并支持新型能源需求，对提高电力系统灵活性方面的技术投资不断增长。电力公司正在对电网进行现代化改造，投资和收购与智能电网技术相关的业务，包括智能电表、先进的配电设备以及电动汽车充电业务，占电网支出的10%以上。尽管电池储能投资下降了10%，低于20亿美元，但比2012年高出了6倍。
化石燃料供应
2017年，化石燃料供应投资稳定在约7900亿美元，煤炭和液化天然气投资减少，抵消了石油和天然气上游投资的略微增长。2017年石油和天然气上游投资增长了4%，达到4500亿美元，预计2018年将增长5%，至4720亿美元（名义价格），投资增长主要受美国页岩油气（预计将增长约20%）带动。常规石油和天然气投资仍然低迷，棕地项目是投资重点，预计2018年绿地项目在上游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将降至1/3，为数年来最低水平。尽管自2016初以来动力煤价格翻了一番，但由于中国的支出减少，煤炭供应投资在2017年下降了13%，到不足800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空气污染以及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等方面的强硬政策持续抑制煤炭行业发展。天然气液化工厂的投资额继续大幅下降，预计2018年将跌至约150亿美元，2016年中期以来仅有3个新的液化天然气项目得到了批准。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正转向投资周期较短和产量下降较快的资产，同时扩展下游和石化项目。上游投资的复苏不是一概而论的，大多数公司继续将成本控制、财务自律和股东回报放在首位。这些公司关注降低长期风险，扩大参与能更快带来回报的项目，例如页岩油气和棕地项目。2018年，全球对页岩油气的投资预计将占到上游支出总额的近1/4。与此同时，油气公司正在加大投资上游以外的部门。2017年，全球炼油投资增长了10%，石油化工的投资增长了11%，至170亿美元，预计2018年将达到近200亿美元。美国成为石油化工投资最大的国家，这也是十几年来的首次。
价格回升和运营改善使美国页岩油气行业在2018年首次获得了正的自由现金流。该行业的财务风险仍然存在，主要来自于通胀压力和二叠纪盆地的管道瓶颈。2010年以来，该行业的支出一直超过收入，累计负现金流量约为2500亿美元，这使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融资。在非常动荡的2015~2016年期间，该行业得益于巨大的技术和生产进步，同时也受益于价格上涨、更谨慎的投资方式。由于规模经济以及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技术改进，国际大石油公司对该领域的投资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增加了两倍，2018年将达到其计划投资总额的18%，将推动该行业继续发展。尽管美国页岩油气公司的杠杆率在下降，但水平依然较高，债务的平均利息稳定在6%的水平，这表示了资本市场对行业财务状况改善的青睐。
近年来动荡的石油价格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融资的方式。由于石油价格上涨、保持财务自律以及成本削减，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财务状况总体上更加稳固。2018年第一季度，国际大石油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达到2012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杠杆率在经历了2014~2017年冲高后也开始降低。受稳定的高分红驱动，国际大石油公司中最大的20个机构持股者继续扩大其持股比例，从2014年的24%上升到2017年的27%。
投融资主要趋势
虽然企业继续为能源投资提供大部分初级资金，但有些领域已经表现出多样化的融资选择。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和更好的成本控制，油气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国际大石油公司能够更好的自筹项目资金，美国的页岩油气公司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融资。在电力部门，可再生能源技术日益成熟，项目风险管理日趋成熟，促进了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项目融资上升。该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公共金融机构（如开发银行）的支持，它们可以降低商业融资的风险。在欧洲，更好的债务融资条件在过去五年里帮助新建海上风电发电项目降低了近15%的成本。2017年，小规模项目在标准化、整合性以及信贷评估方面的改进使得绿色债券的发行量创下记录，达到1600亿美元。这帮助了能效和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商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也帮助了电动汽车购买者从银行获得贷款。
在过去的5年中，私营企业主导的能源投资份额有所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资份额在不断上升，其中四分之三来自私营部门，能效也由私营部门及私营主导的电网引领。但是这一时期国有公司的能源投资比重增加更多，化石燃料供应和火电投资正日益受到国企主导。2017年，国有石油公司在石油和天然气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仍接近纪录高点，而国企在火电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则上升到55%。所有新建核电厂项目的投资都来自国有企业。考虑到风险情况，对于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火电厂，大多数投资决策都涉及公共金融机构（出口信贷机构或国家银行）。国有企业贡献了超过60%的电网投资，这一份额在过去五年一直保持稳定。政府背景的企业在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中也发挥关键作用，如水电和公共建筑的能效项目。
一些领域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多的受政府政策影响。在电力行业，超过95%的投资是由这样的公司进行的，他们的收入要么受到全面监管，要么在竞争性批发市场中受到价格波动风险管理机制的影响。电网投资对市场监管和过网费用非常敏感，这决定了电网能否收回成本。一些新兴经济体规定的过网费用仍然过低，无法确保电力系统的经济性和再投资。处于成熟电力市场中的公用事业公司发现，在批发市场体系之中，它们的火力发电资产利润越来越低，甚至无利可图，它们正在可再生能源和电网等领域中寻求可盈利的机会。尽管大多数可再生能源项目依靠合同和监管指令确定价格，但超过35%的公用事业级的投资基于拍卖等竞争机制来确定价格。在中国以外地区，这一份额达到了创纪录的50%。大多数能效投资都是受能源消耗标准推动的，越来越多的开始涉及财务激励。政府对电动汽车的购买激励占2017年全球电动汽车销售支出的24%，该行业综合价值每年增长55%。
创新和新技术
2017年，政府能源研发支出增长了约8%，达到了270亿美元的新高。政府对低碳技术研发支出在经历了几年的停滞之后再次令人鼓舞地上涨了13%。低碳能源技术占公共能源研发支出的3/4。平均而言，政府将其公共支出的0.1%左右分配给能源研发，这一水平近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国际能源署的追踪显示，2017年公司能源研发投资同比增速为3%，至880亿美元，低碳行业增长加快。受技术主导的电动汽车和新的出行方式的驱动，汽车行业成为主要的增长来源。继2016年低碳交通的激增之后，
2017年风险资本在低碳能源领域的投资跌至21亿美元。然而长期趋势仍然是积极的。近期的增长几乎完全由清洁交通投资所推动，但数字化效率技术正在吸引更多的资金。可再生能源硬件方面的风险投资仍低于2014年。
为了实现气候变化目标，世界需要新的方法来促进碳捕获、利用和封存（CCUS）的投资。自2007年以来，大型CCUS项目的280亿美元专项资金中，实际仅支出了大约15%，因为商业条件和已有政策未能吸引私人投资和公共基金。然而，随着新修订的美国碳税的实施，对二氧化碳（CO2）储存的投资兴趣可能会加大。根据这种政策，本报告估计，对封存每吨二氧化碳只需提供每吨50美元的激励即可能会触发全球短期内对4.5亿吨以上二氧化碳的捕获、利用和封存项目进行投资。这相当于2017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量，捕获和封存的碳量是当前水平的15倍。
电池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在各能源部门，但它们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趋势，而其成本将很大程度上受到能源部门以外的投资影响。2012年以来，锂矿投资增长了10倍，而电池制造投资增长了超过5倍。只有在包括电动汽车工厂在内的整个价值链中进行同步投资，才能避免瓶颈和供应风险。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点，政府可以制定明确的政策来引导市场。2017年，有很多电解项目获得投资决策，它们为清洁能源应用制造氢气。尽管对氢项目的投资仍远远低于固定式储能和车用电池投资，但关注度正在增长。（文丨仝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