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史丨对核的敌意 从何而来？

　　1 对核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其实，辐射并不可怕。”

　　“其实，核工业非常安全。”

　　“即使发生概率极低的严重事故，核电厂也不会造成厂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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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核史钩沉  ID：heshigouchen  作者：另类核史） 

　　诸如这样旨在缓解公众恐核情绪的话语，经常可以在媒体的标题或核技术专家的开场白上看到或听到。遗憾的是，一番“苦口婆心”的原理灌输与数据对比后，原先“谈核色变”的人们大多无动于衷，仍然觉得辐射很可怕、核电不安全。

　　每每遭遇这样的情形，核能从业人员难免不感到沮丧，常常抱怨公众在对待核技术与其他技术的态度上采取“双重标准”。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公众对核能过分苛责的态度，与核能的出身和核技术独有的放射性特质息息相关。

　　19世纪末X射线、天然放射性和镭元素相继被发现后，一开始的时候，经由科学家和医学界夸大其词的宣传后，人们对这种神奇无比又神秘莫测的放射性相当迷恋，接触和使用放射性在欧美国家成为一种时尚。随后几十年里，伴随着放射性伤害悲剧的不断上演，人们对辐射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由早先的迷恋转为持久的恐惧。再加上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低水平辐射所致癌症或遗传效应的科学争议经久不息，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充分的科学证据证实低水平辐射有害或有益，各国都过度保守地确立了“线性无阈”的辐射防护策略，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辐射有害”的心理暗示。

　　和辐射类似，人们对于核能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过山车般的历史演进过程。1945年8月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上空爆炸后，人们最初的反应，集中于爆炸的巨大威力而不是辐射产生的健康效应。战后，原先由政府高度保密和垄断的核技术，逐步向民用领域开放，在美国、苏联、英国等国发展核电的早期阶段，公众对核能的态度是高度支持、欢迎的，整个社会对核电在未来能源生产方式中的角色普遍感到乐观，甚至有些不切实际。

　　美国在1956年2月搞过一个公众调查，结果表明69%的受访者不担心核电厂建在自己社区周围，只有20%的人感到不安。彼时关于核电的新闻报道，也大多是正面而积极的，比如商业嗅觉敏锐的迪士尼公司就曾在1957年1月制作上映了一部时长53分钟的科普电影《原子，我们的朋友》，广受大家的欢迎。

　　迪士尼公司出版的与电影同名的彩色插图书

　　不幸的是，世界核电的发展几乎与核军备竞赛同时起步。几个大国在核武器研制道路上互相比学赶超，从1940年代末至1970年代前，进行了数不胜数的大气层核武器试验，日渐引起了人们对核试验沉降物所致健康影响的担忧。这种担忧，早在1946年美国在马歇尔群岛比基尼环礁进行核试验时便初显苗头，当时的《读者文摘》和《生活》等大众杂志，就开始提醒人们关注辐射照射的危险。在这次核试验中担任辐射保健医生的布莱德利(David Bradley)，在1948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无处躲藏》，向读者传达了同样的信息。

　　随着美国核电工业的快速发展，反对核电的声音也水涨船高。1975年的一个民调显示，39%的受访者相信一旦核电厂发生故障，会导致巨大爆炸。慢慢地，在很多人的脑海里，核电厂跟原子弹扯上关系，甚至画上了等号。1979年发生的三里岛核事故，正是媒体把氢气爆炸等同于氢弹爆炸的恐怖性场景描绘，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导致核电厂附近的居民自发逃离。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严重后果，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关于核电不安全的认识。时至今日，低水平辐射健康效应、核安全、放射性废物处置这三个议题，便成为横亘在核能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巨大鸿沟。

　　1979年4月3日洛杉矶时报上关于三里岛氢气爆炸的漫画

　　凡此种种，使得核电发展的历程，也变成了不断被“污名化”的过程。相较之下，我们对核的认知过程要“理性”得多。对中国的民众来说，一提到“核”，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两弹一艇”，是高精尖科技、国之重器等比较正面的形象。我国的核电发展起步较晚，而且一直保持安全运行的良好记录，再加上三里岛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由于“远在天边”和资讯不发达等因素，总体而言民众对核能的认识至少是中性的。然而，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的时候，由于“近在眼前”和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中国的民众第一次对核事故有了较近距离的认识和感受，在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的催化下，发生诸如抢盐风波这样过度情绪化的反应，也就毫不奇怪了。

　　感到奇怪而需要深入探究的是，一个在行内人士眼里相当安全的行业，为什么在大众层面会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印象？

　　2 可怕的不是辐射，而是恐惧 

　　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原因，在于他卓有成效地将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发现人在经济活动中主要依据经验、心理判断而非经济理论和假设做出决策。这项研究成果，是他和助手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1970年代获得的，也就是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锚定效应”现象，概括起来就是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这个起始值会像船上的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换句话说，人们在下判断或做决定前，容易受到之前那些显著的、难忘的信息（证据、经验）影响，甚至从中产生歪曲的认识。

　　心理学家卡尼曼

　　今天，在经济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锚定效应”的应用，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各种电商平台采取的打折或促销策略了。划去较高的原价，在旁边给出一个新的较低价格，原价自然而然就成了衡量商品价值的参照物；原价越高，顾客心里的锚定值也就越高，降价时入手，当然就感觉自己捡了大便宜了。

　　“锚定效应”在商品促销策略上的应用

　　我们发现，“锚定效应”在核能领域同样高度适用。人们对核能的最初印象，绝大部分来自于核武器爆炸时产生的毁灭性的恐怖场景。这种神话般的最初印象，就像轮船上沉重的锚一样，牢牢地左右了人们对核技术的认识和态度，将之与死亡、癌症、遗传缺陷等联系在一起，并延伸到民用核能领域，在几起严重核事故的催化下，使得大多数人养成了本能的恐核心理。

　　和技术专家们倾向于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理解风险不一样，公众对风险的认知更为感性和情绪化，严重地依赖于其知识、价值观、个人经历和心理等因素。1980年代，著名的风险沟通专家山德曼(Peter Sandman)提出“风险＝危险＋愤怒”，用以验证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以科学计算出的风险与大众认定的风险之间的差异。他将“危险”定义为科学家所谓的风险，而“愤怒”则是大众面对风险时所作出的反应，包括恐惧、怀疑、悲伤等负面情绪，即风险等于实质的危险加上心理恐慌。事实上，在“危险”（危害可能有多大）和“愤怒”（可能使得人们有多焦虑）之间，关联性很小。而一个特定事故中决定大众反应的，主要不是实际的危险程度，而是所谓的“愤怒或恐惧因素”。

　　山德曼

　　社会心理学家斯洛维奇(Paul Slovic)等曾经定量、系统研究过不同人群对81种活动(包括核能、车祸、抗生素、农药、酒精等)的风险认知状况，并提出了一种心理测量学范式。在这种范式中，影响人们风险认知程度的因素主要包括：

　　（1）自愿性：当风险来自于不自愿或强加的活动时，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因而更不容易被接受。比如，公众愿意接受每年0.4mSv的X射线诊断剂量，因为这个决定是他为了身体检查而自愿做出的，相反，哪怕每年0.5μSv的来自核燃料循环体系的辐射照射，他也不愿意接受。

　　（2）可控性：人们通常不会对自己能够控制的风险（如驾驶机动车和自行车）感到恐慌。当风险来自于自己无法控制的活动时（如化工设施产生的有毒化学物质的释放），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因而更不容易被接受。

　　（3）熟悉程度：人们更愿意相信看得见摸得着而不是那些不熟悉或遥不可及的东西。当风险来自于人们不太熟悉的活动时，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4）潜在的灾难性：相比于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或随机分布的导致伤亡的活动（如交通事故），当风险来自于具有在时空分布上呈分组排列的重大伤亡事故潜在性的活动时（如由工业爆炸重大事故导致的伤亡），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5）理解程度：当风险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时（如由于有毒化学物质或长期低剂量辐射照射带来的健康效应），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6）不确定性：当风险来自于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活动时（如核辐射或生物技术带来的风险），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7）延迟效应：相比于那些会立即产生效应的活动（如中毒），当风险来自于可能具有延迟健康效应的活动时（如辐射照射与有害的健康效应之间的长期潜伏期），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8）对后代的影响：相比于那些孤立的活动，当风险来自于可能给后代带来潜在威胁的活动时（如由于有毒化学物质或辐射照射导致的有害遗传效应），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9）个人利害关系：当风险来自于会带来直接威胁的活动时（如居住在废物处置设施附近），而获得的收益又不足够大时，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也就是所谓的“邻避效应”——“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10）事故性质：相比于那些自然界导致风险的活动（如来自地下氡或宇宙射线的辐射），当风险来自于人为失误时（如操作失误或忽视导致的工业事故），人们判断其风险更大。

　　“邻避效应”

　　很不幸，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核能就是一种未知的、不可控、后果恐怖、影响范围大、可能影响到后代的活动，对它的风险感知度很高，接受的程度自然就低了。所以，精神病理学家杜邦(Robert DuPont)指出，人们对核能的担忧源于很多不理性的心理因素所致的恐惧，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活动像核能一样，容易让人产生病态性的恐惧。正是这种病态性的恐惧，支配了大众对核能风险的认知。

　　3 仅仅解释远远不够 

　　在对待核能风险的认知上，技术专家和公众就好比两个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对牛弹琴，各说各话。自从概率风险评价技术应用以来，在帮助专家们更好地认识和控制风险方面，功劳甚大。然而，公众对概率并不敏感，就好比生活中买彩票中大奖的概率可能低至一亿分之一，可是又有谁能向大家解释清楚这种概念，从而打消他们购买彩票的念头呢？尽管中奖概率极低，但预期的收益足够高，所以大家趋之若鹜。

　　同理，一个带有很大后果的核事故，不管其发生概率多么低，都难以使公众接受。借用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这种心理现象称为“风险厌恶”，对风险的高估是其主要特征。所以，当专家们向台下的公众喋喋不休地解释核事故发生的概率如何如何低时，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沟通案例。

　　要填平专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唯一的办法是首先要在对话双方创造一种共同的语言环境，以分享彼此对风险的理解，这就是风险沟通的使命。在心理学家看来，风险沟通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沟通对公众心理产生影响的过程。

　　根据事故造成的危险大小及公众的愤怒程度，山德曼教授将风险沟通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左上角的低危险、高愤怒类型，需要开展“愤怒管理”，让人们冷静下来，核能风险的沟通就属于这一类；

　　二是右上角的高危险、高愤怒类型，需要开展“危机传播”，帮助不安的人们正确面对危机；

　　三是右下角的高危险、低愤怒类型，需要开展“风险预警”，适时提醒人们注意面临的风险，比如交通事故风险，需要通过各种警示牌经常提醒人们；

　　四是中间的笑脸类型，即危险程度与引发的情绪程度均中等且相适应，与相关人群进行轻松而平等的对话。

　　山德曼的风险沟通模型

　　如何有效地实施风险沟通，是一门大学问和一个大挑战，不是依靠几个权威专家就能搞定、消除公众疑虑的，而是需要一批熟谙心理学、媒体传播、公共关系学、核技术等知识和经验的团队。说到底，风险沟通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坚持几个基本的原则或策略：

　　（1）赢得信任，建立信誉。信任是沟通的基础，缺乏信任就难以解除公众的恐慌。事实上，很对危机处理中公众的最大愤怒往往源于不信任，不信任滋生恐惧。脆弱是信任的基本特性，信任的建立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瞬间便可以失去。而且，一旦信任遭到破坏，要想将信任恢复到以往的水平，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代价。可以说，在风险沟通中，信任和信誉是一个风险沟通者最宝贵的资产。

　　（2）不（少）说行话，找到共同语言。面对问题，通常认为知识为首要的解答；然而，我们“理性”的方式并不被80％以上的听众所喜欢。技术语言对于专业领域内的人士是有效的，但对于向公众进行成功的风险沟通却是一个障碍，在沟通中把技术信息翻译成外行可理解的语言至关重要，随后彼此知识和情感的交流与分享方有可能。

　　（3）不要告诉一半事实，更不要说谎。企业和政府机构一般都尽量避免说谎，但是还不够坦诚，通常觉得最好只说技术上没错或偏向正面的事情，但是这会误导人们，特别是在试图使人们保持镇静的危机中。撇开道德不谈，这种战略通常会事与愿违，人们一旦获悉事实的另一半，便只会感觉没有对他们说实话，又会加深他们的忧虑。

　　（4）注重倾听，而非只说不听。风险沟通应对成功的关键，在于将公众作为合作者而不仅仅是受益者。专家们要想让自己的理论为大众所接受，就必须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遵从同理心，诉诸公众的情感，因为“情感是理性的大敌”。清晰地表达公众易理解的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考虑受众的感知和情绪，并通过真诚的倾听对之予以尊重，以求情感的共鸣。

　　核电的新旧形象

　　不少有识之士相信，公众的态度是核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或许，面对人们由来已久的成见，我们需要理智与情感并用，在用理智说服人们斩断核武器与核电之间关联性的同时，诉诸于情感，倾听人们的恐惧，“其实，大家觉得辐射可怕，我们完全理解……”

　　只有先理解他人，才有可能获得他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