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业“黄金十年”的代价

山西煤炭发展的黄金十年，暴利的煤炭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各种资源，它给煤炭大省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挤出了民营经济，终结了一度辉煌的轻工，并使大而不倒的煤炭企业成为了转型的沉重包袱。

得到的越多，越难以自由。

这句话好似说的就是山西。山西40%的土地都被埋下了历史的馈赠——煤炭，可这些黑色的金子却一次次把山西经济拖入泥沼。

山西并非没有尝试摆脱对于煤炭的依赖，但原先的产业基础丧失了，招商引资的机遇错过了，翻来覆去，能赖以生存发展的似乎依旧只有能源。

眼下，山西正向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基地”的方向迈进，比起之前“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定位，最大的不同在于，变输煤为输电。

或许，这是山西扭转经济颓势，最为现实的选择。

“黄金十年”

私人煤矿发展最红火的时候，在焦煤产区的临汾、晋中等市出现了“村村点烟”的炼焦盛况，并逐渐形成了煤-焦-铁-化等层次丰富的产业链。

很难想象，山西曾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

晋商时期的山西是全国金融中心。阎锡山时代，在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山西却为1100万人带来了繁荣，有着包括各类轻重工业的西北实业公司。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也一直是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早在“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中，山西就占据了18项。“二五”期间国家继续加大对山西的投资。其间，山西形成了重型机械、铁路机车、军工、钢铁、化工、纺织、食品、电力、建材比较合理的工业格局。

变化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当时，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对煤炭需求量剧增，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倡导下，山西省委、省革委于1979年9月19日，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一个名为《关于把山西建成全国煤炭能源基地的报告》。

1980年，国家回应了这份报告，支持山西做强能源基地，重金支持煤炭产业。1983年，要求切实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国家又放宽了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群众集资办矿。

“2000年以前，煤矿发展不行，村长实在弄不动了，找个人把矿接了。”一位熟悉煤炭发展的山西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随着煤炭行情好转，个人发家成了‘煤老板’，实际上早前人家是背了包袱的。”

私人煤矿发展最红火的时候，在焦煤产区的临汾、晋中等市出现了“村村点烟”的炼焦盛况，并逐渐形成了煤-焦-铁-化等层次丰富的产业链。

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山西家族正是从2001年开始涌现，2005年及今后的一段时间攀上了历史高峰，如2005年上榜的10个富豪家族，6个都涉及煤焦化，现在已被警方带走的张新明，当年曾执掌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以12亿身家在榜单上排第151位。

随着2000年左右中国经济进入繁荣周期，煤炭需求狂涨，煤价攀升，山西迎来煤炭发展的黄金十年，一煤独大的经济格局由此开始形成。

山西省长李小鹏公开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山西已累计生产140多亿吨优质煤炭。但山西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山西省国土部门的资料显示，至2015年，山西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770亿元；至2020年，煤炭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经济损失至少达850亿元。

“一煤独大”产业结构下，“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亦被写入2015年山西省政府报告中。《山西日报》近日的一组数据显示，山西省民营企业总量不足，蛋糕太小，中小企业户数占全国中小企业总数的比重不到1%，每万人拥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户数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8%和64.4%。

而仅有的民营经济成分也结构失衡。其中，资产在1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80%以上是涉煤企业，且大多数处于产业链末端。

轻工因煤而凋敝

暴利的煤炭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力和资源，政府再怎么鼓励完成原始积累的煤老板们多元化发展，也于事无补。

如果不是后来成为全国煤炭能源基地，山西也许会成为轻工行业大省。

一位熟悉山西轻工发展的省政府官员李红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西轻工最好的时候是1970年代，当时轻工重工的比例是3∶7，“那会山西什么都有，包括自行车、缝纫机、电冰箱、洗衣机以及纺织业在内的大轻工。”

强盛的轻工业缔造了一系列山西品牌，如驰名全国的海棠洗衣机、春笋电视机、华杰电子表；新中国成立以来4个洗涤剂厂，北京熊猫、上海白猫、天津洗涤剂厂，第四个就是太原芳芳；全国3个脂肪酸厂，大连一个，唐山一个，第三个就落在山西长治；甚至当时中国最大的日化研究院也在山西。

据李红生回忆，山西早期还拥有几十个无线电厂，但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仅太原就有2万无线电技术人员辞职下海去了深圳。“最早太航仪表厂（中国第一家航空仪表厂）的学生玩航模，全国都是有名的，航模就相当于现在的无人飞机。”他说。

可惜的是，在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的初期，山西轻工几乎全军覆没。“山西有这个条件，但是不重视，投入少”，李红生认为，这是养尊处优的山西轻工在突然遭遇市场竞争时，毫无招架之力的根本原因。

他举例说，与海棠洗衣机一样，海尔公司起初也诞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当其逐步发展壮大后，山东省在青岛划出一块土地来让其发展。而曾让海尔望其项背的海棠，却生于偏僻闭塞的长治县苏店镇，死于苏店镇。

另外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目前山西日化行业唯一的旗帜——因奇强洗衣粉而著名的南风化工就曾因缺乏资金，而多次易主。

南风化工前身建立于1948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是运城市的一张显赫名片。南风化工占尽了资源优势，市场曾用一个等式来形容南风化工的企业价值，即：南风化工=钾盐基地+全球第一的芒硝基地+中国死海。其中，洗衣粉中的芒硝添加剂80%就产在山西运城。

但在遭遇迅猛的市场冲击时，南风化工原来的大股东运城盐化局，由于其非经营性质的属性，无法支撑南风化工的发展。南风化工因此引入央企中国盐业作为第一大股东，期望获得资本支持，然而四年磨合终告失败。最终，南风化工被山西焦煤集团所兼并，却也错过了做强品牌的最佳时机。由于没有形成产业集聚，运城的大部分芒硝仍然只能以资源的形式出售。

当一煤独大的经济格局逐渐形成后，政府再怎么鼓励完成原始积累的煤老板们多元化发展，也于事无补。暴利的煤炭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力和资源，对其他行业产生了排斥。

“煤炭形势好的时候，财政的钱80%都投到煤炭上去了。”李红生无奈地说，“老板们也不想干别的，挖煤日进斗金，拿麻袋装钱，没必要转型。”

被誉为“山西转型标杆工程”的杏花村酒业集中发展区，本是由吕梁10位“煤老板”计划投资50亿元打造的汾酒园区，但其中最著名的三位——贾廷亮、邢利斌和袁玉珠，均已被警方带走，导致项目成了半拉子工程，直到最近才传出有人接盘的消息。

“现在山西要重点发展玻璃陶瓷，但是这个东西内销特别少，怀仁、应县瓷厂的日用瓷占了低档瓷的80%，太便宜了，一个碗2元，撑不起经济。”李红生说。

改革等待下文

山西不是没有想过改革，国企改革，招商引资，推进煤炭企业产权、股权的多元化都曾大张旗鼓进行，却往往没有下文。

在煤炭的“黄金十年”中，能源大省山西并非没有机会更新观念，发展“非煤”产业。

事实上，多位山西领导都曾提出向非煤产业转型，却往往没有了下文。

比如，2005年，曾任深圳市市长、湖南省常务副省长的于幼军出任山西省长，第一件事便是国企改革。

“2005年一上班，他就开始带领有关部门研究。”一位接近于幼军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于的思路是想让国企通过改制激发市场活力，再破产退出一批落后产能，“意思就是很多国企压根不用改了，直接退出市场。”

第二件事是招商引资。2007年山西珠三角（广州）投资合作洽谈会，出人意料地向煤炭与能源项目齐齐亮出“红牌”。全部2498个项目中没有一个是与煤炭、能源相关，取而代之的是山西省“十一五”规划中鼓励发展的优势产业和行业，涉及农业、工业、交通基础设施等十余个领域。

对于山西的“病症”，于幼军曾对媒体介绍，山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外资的进入很不够，到2005年，改革开放25年山西利用外资累计23亿美元，每年不到1亿美元，“不及广东、深圳一个村的水平”。

然而，不到两年，于幼军突然调离，改革戛然而止。

如今，山西的GDP与招商引资大省的差距越拉越大。2014年，山西一个省的GDP规模1.28万亿元，还赶不上苏州一个市的1.37亿元。“太原一个省会城市的GDP还没有江苏一个工业园区的大。”国家电网山西分公司一位人士说。

当新一轮山西转型的声音再次响起，是否会有新的结局？

大而不倒的煤

被行政之手整合而成的超大煤矿国企，如今都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大而不倒。

2008年9月，因山西发生“9·8襄汾溃坝”事件，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赶赴山西调查溃坝事故原因，就地转为山西省代省长，接替早些时候引咎辞职的省长孟学农。

煤炭产业重组由此成为山西日后三年的工作重心。曾在山西煤炭系统工作26年的王君亲自挂帅，担任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组组长，启动了山西省煤矿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整合。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民营煤矿因不符合产能规模的要求，被兼并入省属七大国有煤炭集团，只有少数几家大型民营煤企被列为整合主体，大部分民营资本逐渐淡出煤炭行业。

一位山西煤炭集团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几大煤炭集团还有央企都一窝蜂地去抢煤矿，也恰恰因此而吃亏，“一个媳妇几家抢，价格自然就抬高了”。

加上当时恰值煤炭价格的高点，抢回来的小煤窑要进行扩建，等两年后具备出煤条件后，煤炭价格也下来了，“当年高价抢回来的小煤矿现在很多成了负担，还有些根本不具备开采条件。”上述人士说。

国企整合后，煤炭产量更成倍上涨。以大同煤矿集团为例，2009年同煤集团成立60周年时，动力煤产量共17亿吨。而整合之后，从2010年至2014年短短5年间，同煤产煤量就达到了7.19亿吨。

被行政之手整合而成的超大煤矿国企，如今都肩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大而不倒。

2015年上半年，山西七大煤炭集团中四家亏损，三家近利润下跌均超过70%。矿井老化、煤种不佳的同煤集团亏损最多，超过4.5个亿。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80万职工家属的同煤也不能随便减少产能，“私企倒闭就解散了，国企不行，负担很重。”上述人士说。

“越来越多的资源枯竭，老国有煤矿由于缺乏扶持政策，破产后不能解决社会职能分离及人员彻底分流安置，无法实现正常退出，特别是随着近几年煤炭市场的持续下滑，这些老煤矿亏损更加严重、雪上加霜，企业负担越来越重。”2015年两会期间，同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有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沉重的煤炭企业，也成为了山西转型的一个大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