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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核电在较短时间内，克服了机制障碍，同时也克服了依赖外商、技术落后、无序发展的弊端，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作为一种非化石能源，核电在其发展的历史上，安全问题一直是挥之难去的阴霾，每一次重大核电事故都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对核电事业本身的广泛争议。2017年春节过后，法国核电站风机发生爆炸、日本福岛核电站辐射值升高“爆表”，更是令公众对于核电发展的关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持续至今。
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总工程师、副主任，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汤紫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在德国早餐时间碰到当地一位中年人，对方听说他是搞核电的，认为是“危险分子”。汤紫德向他解释说，太阳能原本就是核能，是氢核聚变产生的光和热，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此外，还列举了日常生活离不开核能的许多事例，两人最后握手言欢而去。“由此可见，在对核能充分认识的情况下，最应该思考的问题并不是该不该发展核电，而是如何有序、安全的发展核电。”
核电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发展方针
我国政府在中美关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向世界承诺，到2030年，在我国境内将不再增加CO2的排放。汤紫德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通过对比几种主要发电方式发现，核电减排CO2效果最明显，其排放CO2当量只及煤炭的1%，与水电相当，并且比水资源丰富，尚可带基荷运行。因此，核电是改善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选择。”
核电是可以大规模替代煤炭，为电力系统提供稳定可靠电力的清洁能源发电类型；是实现国家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手段。像我国《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中就提出，到2020年，我国在运和在建核电装机容量将达8800万千瓦。但在汤紫德看来，目前我国核电装机容量为3789.7千瓦，在建2050千瓦。但近两年核电发展停滞，已连续两年没有核准新的核电项目，核电投资规模也连续两年下降。“由此，要在2020年实现8800万千瓦的目标并不乐观”。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来自行政审批的干扰，或是公众对于核电安全的顾虑。
事实上，核电是安全、清洁能源，它不会像原子弹一样发生爆炸的，据了解，核电与核弹的区别在于核电是可控的，制造原子弹所需铀-235的浓度大于90％，而核电站所需铀-235的浓度一般小于5％，因此，核电不是核弹，核电站不会发生核爆炸。
核电站的辐射安全问题也是公众普遍关心的话题，据数据显示，在核电站工作一年所受到的辐射量远低于坐一次长途飞机，大亚湾基地周边由内地、香港设置的辐射检测点证明，投产20余年来核电站周边环境辐射水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汤紫德表示，“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技术是完全可以实际消除核辐射对环境的影响。”
为了打消公众对于核电安全的顾虑，汤紫德还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我国核电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发展方针，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强调，“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
我国核电发展起步较早
对于我国来讲，核电发展从起步至今，经历了酸甜苦辣的全部历程。汤紫德表示，改革开放40年，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翻天覆地的进程中，我国核电情况比较特殊，虽然起步比较早，但乘改革开放东风起跑比较晚，不过起跑后进步很快。
“1970年初，针对上海地区出现能源电力紧张状况，周恩来总理指出‘华东地区缺煤少油，解决能源问题，要搞核电。’”汤紫德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1970年2月8日，启动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728工程）的筹建，组成了上海728工程指挥部，随后，相应的技术和行政（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和上海市核电办公室）机构成立，宣告并树起了我国核电在上海起步的里程碑，开启了我国和平利用核能的征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汤紫德认为我国核电发展开始闪烁亮点，一系列项目开始建设，管理机制也在逐渐完善：
80年代初，重新启动秦山核电站建设，同时，筹备中港合资兴建大亚湾核电，带动了我国100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机组建设；
1983年初，全国技术政策研讨会召开，并制定了《核能发展技术政策要点》，阐明了我国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即“以我为主、中外合作、高起步、百万千瓦级压水堆”，由此掀起了发展核电的热潮；
1983年9月，成立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发文，明确了我国核电发展方针和技术路线，确立了我国核电领导及分工明确的管理机制；
1983年3月和1987年8月，秦山、大亚湾核电先后正式开工；
1987年，在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国家计委及能源部的推动下，开始筹建秦山二期，并且开始拟议全国自主发展核电规划。
“转弯子”抹杀了核电的能源属性
改革开放带动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大发展，而在打破旧秩序、旧传统、旧机制的过程中，受传统影响深、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领域内，推行改革开放会遇到阻力，甚至会倒行逆施。遗憾的是，核电恰恰正是这样的领域，因此其发展迎来了冲击。
汤紫德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当初我国核工业是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曾在“全国一盘棋”的支持下，取得过巨大成绩。进入8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内军品生产订货一度减少，许多军工企业都在寻找转行生产民品的机会。正当此时，中央决定将原核工业部主要负担的核武器生产、研制、试验任务，包括设施和人员成建制地划出去，交“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全面接管，实行计划单列。
2003年是核电加速发展的分界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发展、能源电力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2002年底，当时的国家计委起草专门报告，提出改善能源结构、采用世界先进技术、自主发展核电的请示，立即得到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国务院领导特别强调，发展核电，要“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不敢再走错一步，不能照顾各种关系，积极推进核电建设。”
同时，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正式明确了核电管理职能由军工部门划归国家能源局，清晰了核电的能源属性，随之启动了一批核电项目开工建设，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进了核电的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40年，2003年是核电发展的分界点”，汤紫德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发展速度方面，从核电起步到2003年的30余年，先后开工建设6座核电站、11台机组，实际建成投产6台机组、装机463万千瓦，年均投产装机量为15.4万千瓦；在技术水平方面，2003年前，我国所建的6座核电站中，除秦山一期是自行设计建造外，其他主要依赖外商，采用多种机型，实行多国采购，使用多国标准，技术落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发展方向。“这也是造成在跨世纪的几年里，各行业都在大发展的同时，听不到任何核电声息的原因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2003年以后，核电发展出现转机。经中央决策改革管理体制，随后的十余年间，核电建设像雨后春笋般，逐年都有新的项目上马，有新的机组投运。汤紫德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此期间，我国核电不仅发展速度跃居世界第一，技术水准也逐渐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据了解，仅2003年至今，新投运核电装机达3326.7万千瓦，年均增量超过220万千瓦，发展速度更是相当于2003年前的15倍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我国通过国际招标，引进并启动了采用世界最先进的非能动安全（AP1000）技术批量建造第三代核电站，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完成了非能动核安全技术标准化和国产化工作，并完成了列入国家重大专项、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核电站的技术开发。”汤紫德表示，与此同时，国内还在二代核电技术基础上开发了“能动+非能动”核安全技术（华龙1号），用于新的核电项目建设。
由此，我国核电装备制造大多采用成熟技术，其能力持续提升，国产化率已达80%以上，具备年产8~10台套百万千万级压水堆核电主设备制造能力。摆脱了技术长期落后、关键设备依赖进口的局面。
此外，汤紫德还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2017年，我国颁布了首部《核安全法》，明确我国核能发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责任明确、严格管理、纵深防御、独立监管、全面保障的原则。
汤紫德表示，通过以上的种种努力，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贯彻中央系列决策精神，使我国核电在较短时间内，克服了机制障碍，同时也克服了依赖外商、技术落后、无序发展的弊端，不仅兴建项目，发展速度也跃居世界第一，在采用世界先进技术、最高安全标准、严格安全监管等方面，使我国核电发展真真实实得焕然一新。
核电管理机制改革要更加深化
总体来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汤紫德认为我国核电产业收获最大的成就是：在中央正确决策下，改革核电管理机制，理顺了核电（核能和平利用）的能源属性，结束了“核电姓‘核’”、军工“大一统”的封闭、垄断局面，解放了核电发展生产力。
不过在汤紫德看来，发展核电是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能源及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所以必须有长远、精准的思考。比如发展核电，核电站是主体，燃料和装备是两大供应体系，他们是支持核电的安全保障和物质基础，缺一不可，应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建设和发展。
同时，针对未来核电的发展，汤紫德认为，核电管理机制改革应更加深化。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核电管理职能虽由军工铂结束了“核电姓‘核’”、军工“大一统”的封闭、垄断局面，解放了核电发展生产力。
不过在汤紫德看来，发展核电是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能源及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所以必须有长远、精准的思考。比如发展核电，核电站是主体，燃料和装备是两大供应体系，他们是支持核电的安全保障和物质基础，缺一不可，应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建设和发展。
同时，针对未来核电的发展，汤紫德认为，核电管理机制改革应更加深化。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核电管理职能虽由军工部门划归国家能源局，核电的能源属性清晰了，却延伸出“三分天下”各自为政、分散努力、分割资源的局面，核电发展应像航天、高铁一样，协同全产业链，包括研发，建造，运营，监管等，有条不紊统一规划，统一对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