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北省曲阳县环境保护局发布《我县拘留2名燃烧散煤用户》一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尽管该文随后被删除,但针对散煤使用、清洁取暖的话题再次成为各界讨论的热点。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气代煤”、“电代煤”的补贴政策也在逐步接近失效时限。在尚不能完全禁用劣质散煤的当下,若补贴取消后,“气代煤”、“电代煤”等清洁取暖方式能否持续,特别是在情况更为复杂的农村地区,劣质散煤是否会卷土重来,这些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取暖效果打折扣
山东省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勇在日前召开的2018年第四期山东科技智库论坛上表示,其调研的淄博某推行“气代煤”的农村,受收入水平偏低影响,居民为节省开支,室温仅保持在10度左右,甚至还有18.9%的用户因为家中有老人或幼儿继续采用燃煤取暖。
“这就导致该村每户用气量为663立方米,仅为政府规定补贴上限1200立方米的一半。”周勇介绍,按照每立方米天然气补贴后1.7元的价格,每户取暖支出仅需1127元,比此前1269元的用煤采暖支出还低。
“但这同时也揭示出居民收入尚未达到放心用天然气取暖的水平和阶段,只得少用,以保持与原先用煤取暖差不多的支出,但取暖效果却相差较远。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村地区采暖的关键因素。”周勇进一步表示,要达到原来的采暖效果,“气代煤”运行成本约为散煤的3倍,“电代煤”成本为散煤的4倍,用户要因此多支付1000-2000元的运行费。
中国煤控项目研究组发布的《中国散煤综合治理调研报告2018执行报告》也显示,经济性是影响居民取暖意愿的关键性因素。根据对全国1000余户农村居民的入户调研,2017年仍有62%的居民使用燃煤炉具。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对居住环境、取暖方式以及相关消费的心理预期逐步提高,但对取暖成本的承受能力仍有限。对于60—120平米的住宅,86%的农村居民期望的取暖成本在2500元以下,超70%的农村居民期望的散煤替代成本在2000元以下。
不仅是用户,地方政府也感受到压力。以山西长治为例,据介绍,该市“煤改电”按每户2万元的标准对设备进行补贴,同时享受跟“气代煤”一样的2400元的电价补贴。这一部分的成本很高,给地方财政造成很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这还不包括前端的电网改造,变压器增容等费用。
“因地制宜难落实”
用户和地方财政都面临着清洁取暖的“经济账”,那这笔账是否还有性价比更高的算法?
“经济性的问题解决不好,返煤的情况就有可能出现。要让百姓用得起、用得好、愿意用更清洁的取暖方式,最主要的是要真正做到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当地的、经济性强的、易得的方式。”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炉具专委会副秘书长任彦波坦言。
但是,做到“因地制宜”似乎并不容易。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国家清洁取暖的规划已经很明确,地方政府也基本参照国家规划来做,但在真正实施过程中,时间紧任务重,每年的进度和任务量非常明确,必须完成。在这个前提下,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在项目执行和措施推进过程中,参照国家规划平原地区基本推行“气代煤”、“电代煤”,可选择性很少,这跟农村的实际情况偏差比较大。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在实施清洁取暖项目时,更多的是按照申报项目的要求来做,不敢跨出这个范围,并没有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究其原因在于政策的设计是不断完善的,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等多种技术路线一直在完善、变更的过程中,而地方具体的实施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比较难把握。
“比如,宜煤则煤和生物质配套炉具已经在清洁取暖的相关规划中明确提出并得到支持,但实际上是被作为过渡性或保底性措施,而这个‘过渡性’和‘保底性’到底如何理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政策指向。”上述专家坦言。
探寻系统解决方案
那么,如何缓解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的“经济焦虑”?
“让收入水平很低的农户拿出超过其收入水平和发展阶段的钱用于清洁取暖,如同向农民征收空气污染税,有失公平。”周勇认为,除了采用多元化的清洁取暖措施外,在补贴方面也不应“一刀切”,而应根据用户的具体收入水平设置相应的补贴标准。
在政策方面,任彦波认为,国家应启动清洁取暖项目评估,从政策的配套、经济的可承受性,以及未来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科学评价,因地施策,“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需要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即使是在同一区域中也有不同解决方案,甚至在同一个村里也可以有不同的采暖方式。通过不同的补贴方式,让用户形成自主选择的市场机制。“当然这就需要政府规划政策的持续稳定、产业配套的提升完善和公众节能环保意识的增强。”
山东省政府研究室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建议,农村地区清洁取暖应纳入到乡村振兴的系统工程中考虑,与农村改造、合并村居结合起来,形成长效机制,以缓解清洁取暖三年或五年的补贴期限问题。同时,还要通过市场激励吸引更多的社会关注,将清洁取暖纳入整个社会改革中,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农村清洁取暖。(记者 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