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能源战略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立赋予了沙特在国际石油市场中更大的话语权，助其跻身世界舞台、获得更高地区和国际影响力。

　　作为OPEC“领头羊”的沙特，既可以通过产量控制、禁运、特殊时期提高标价等手段左右国际油价、影响全球市场，又可以通过怀柔政策等构建中东地区及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

　　近期，OPEC组织内部风起云涌，先是卡塔尔退出，继而以伊朗和卡塔尔为代表的一些成员国相继宣布将发展重点逐步转向天然气，加之美国已跃居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OPEC在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势必逐步下降。研究沙特如何以OPEC为平台实现其能源战略诉求，并展望发展前景，是我国能源战略选择的重要参考之一。

　　国家能源战略始终以石油为主线

　　沙特石油资源丰富，有数据显示，其石油储量占全球总量的1/6。自1938年全球最大的陆上油田——达曼油田被发现后，沙特的国家命运即与石油息息相关。沙特一系列的能源战略也围绕着石油展开。前期沙特侧重利用OPEC争夺国内石油资源控制权并获取国际石油市场主导权，当前则以维持稳定国际石油市场份额的温和政策为主。

　　沙特的能源战略发展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的。当时的沙特国王费萨尔深刻认识到，石油收入是实现沙特经济现代化和维护国家安全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彼时，沙特的能源战略重点是收回对民族资源——石油的控制权。

　　随着中东地区成为世界最主要石油生产区域，为了在国际石油市场中谋求合法地位，打破当时号称“七姐妹”的七大欧美石油公司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垄断，1960年，沙特同其他4个产油国联合成立OPEC，中东地区的产油国开始制定统一的石油政策。之后，沙特的能源战略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OPEC的力量实现的。

　　20世纪60年代，沙特及其他产油国通过OPEC限制产量，反对国际石油公司利用其掌控的定价权进行压价，这很大程度促成了1971年《德黑兰协议》的签订，该协议确立了石油标价权，石油定价主动权从此收回到产油国。之后，OPEC从国际石油公司手中要回了本国自然资源的控制权。1973年，中东战争爆发，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OPEC组织内的阿拉伯成员国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将石油标价从每桶2.89美元直接提高到5.119美元；1974年又提高至11.65美元，这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

　　当时的OPEC在国际石油市场展现出了“所向披靡”的操纵力量。为有效制衡OPEC的市场影响力，以美国为主的世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于1975年成立了国际能源署（IEA），代表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协调各国能源政策，更有力地应对OPEC的石油供应难题。

　　在以OPEC为代表的产油国与以IEA为代表的消费国的“二元”格局下，OPEC的市场影响力有所下降，后期主要通过石油价格机制和产量配额制度影响国际石油市场，谋取利益的最大化和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

　　1978年，伊朗发生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世界石油市场出现抢购，原油价格飙升。1979年中东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危机与高油价刺激了非OPEC国家石油的勘探开发，非OPEC国家的石油产量在世界所占的份额，由1979年的50.4%提高到1985年的69.8%。于是，国际石油市场上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原来的卖方市场变为了买方市场。

　　1982年，OPEC不得不减产，并降低石油价格。面对油价的暴跌，OPEC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减产保价”的政策，但一味地限产会减少他们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份额，并相应地降低他们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当国际石油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的时候，究竟是限产保价还是增产保份额，便成为OPEC时常要探讨的战略问题。

　　目前，沙特的能源战略以温和的石油政策为主，以确保出口石油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维持国内经济增长与国王统治稳定。2016年，沙特发布“沙特2030愿景”（简称“2030愿景”），提出包括维持强大的石油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天然气及包括太阳能和核能等在内的其他能源的战略重点。

　　整体来看，沙特“2030愿景”的核心还是维持稳定的石油出口。因为，沙特是典型的“石油经济”，石油收入长期占GDP总额的40%-50%。然而，沙特国内石油消费量却在大幅攀升。2017年，沙特国内石油消费量占石油生产总量的比例由2000年的17%提升至33%，国内消费极大地占用了出口份额。当前沙特能源战略中的核电、可再生能源等多元化发展路径，其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替代能源减少沙特国内石油消费，确保其国内拥有充足的石油可供出口。

　　在OPEC中主导地位的构建与影响

　　当前，沙特的产油量占OPEC总产量的1/3，是名副其实的OPEC第一大产油国。沙特还利用丰富的油气资源、怀柔的地区政策、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等固有优势，在OPEC权力格局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未来，OPEC前所未有地面临着新晋全球第一大产油国美国带来的巨大挑战，沙特的态度至关重要。

　　上世纪80年代，沙特主动承担成为OPEC的“浮动产油国”，根据国际石油市场的需求来确定自己的石油产量，合作性的石油政策受到OPEC内外各方的信任与支持。当前，在OPEC配额执行程度方面，沙特也是组织内的“兜底”国家。在各国减产协议中，沙特是极少数遵守并超额完成减产目标的国家。数据显示，沙特的减产执行度达到157%。这说明沙特不仅遵守了自己的减产承诺，还替其他未完成减产目标的国家进行了额外的减产。

　　同时，沙特利用雄厚的资金实力一直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援助，利用“里亚尔外交”通过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各种援助来实现其政治及宗教诉求。这一系列的怀柔政策都为沙特在OPEC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形象，促进了沙特主导地位的形成。

　　“亲美”也是沙特在OPEC形成主导力量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提出的“相互依赖”理论下，沙特以同意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的代价，收回了以阿美公司为主的外国石油公司的控制权，两国长期同盟关系初步展开。

　　从美国的角度看，沙特是其“中东石油战略”的核心，也是其石油进口的有力保障，可以利用沙特在OPEC中的核心地位间接左右国际油价走势。比如1985年，美国里根政府迫使沙特增加石油产量并实施“反向石油冲击”战略，显著提高了石油产量并压低了油价，拖累了苏联经济。

　　从沙特的角度来看，“国富而兵弱”是其综合国力的突出特征，需要借助美国来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并实现对阿拉伯地区的治理和更多国际诉求。比如，沙特能够成为G20成员国，与美国最终放弃14国方案选择了20国方案有很大关系。两者的盟友关系十分稳固，在中东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中，美国与沙特总是站在同一战线对抗外来威胁，即使是经历了“9·11事件”的巨大冲击，沙特与美国之间在石油、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基石也没有根本改变。

　　展望未来，OPEC的发展方向将受到沙特的较大影响。 整体来看，OPEC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弱，组织成员国变动也将加剧。OPEC最近发布了一项关于组织解散后的效益分析研究，成员国国内舆论也时常传出要退出OPEC的消息，这些都说明OPEC当前处于摇摆状态，未来走向具有多种可能。

　　随着OPEC盈利效用减弱与市场份额减小，OPEC各成员国将会寻求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发展途径，实现组织“一致对外”将会越来越难。原因有二：第一，OPEC当前面临着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即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的美国，这导致OPEC“减产减价”的手段一定程度上失效。如果OPEC选择减产，美国会增加国际市场供应并同时保持低油价，届时OPEC市场份额也将不保；如果OPEC选择增产，则会拉低国际油价，未来很长一段时间，OPEC将一直处于受强大竞争对手影响的“无解”选择下，组织统一决策变得意义不大。第二，沙特与美国盟友关系稳固，且当前在军事、金融、政治等多方面“相互依赖”关系有所加强，在美国不断压低油价的战略下，尽管沙特也会寻求与俄罗斯等国的合作，但长期来看仍将是配合美国的态度，这与OPEC其他成员国希望油价提升的诉求相悖，很多国家不希望被沙—美同盟所利用，会主动退出寻求其他机会，已经退出OPEC的卡塔尔便是一个例子。

　　我国能源战略的参考重点

　　第一，积极推动由我国主导的国际能源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框架下，有必要加强顶层设计，对政府、企业、民间组织进行统筹和协调，并利用金砖五国、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已有的平台，在各类国际组织中寻求更加稳定互惠的合作机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第二，目前我国原油期货已正式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必须以此为突破口争取国际原油定价权。布伦特和WTI原油定价权的本质是卖方市场下的“金融+供给”控制，未来OPEC、俄罗斯和美国在世界原油供应市场的博弈将更加复杂，我国广阔的消费市场是三方必然要争夺的对象。同时，随着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消费量的迅速提升，原油有可能向买方市场转变，我国以人民币结算的原油期货应以“金融+需求”的模式来实现对亚太乃至世界原油定价权的影响。

　　第三，建立企业“走出去”的正确理念，技术是核心竞争力，商务能力和大局意识也缺一不可。近期沙特即将启动首批核反应堆招标，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法国、韩国等均向沙特发出合作意向。尽管我国与沙特在核能领域有一定的合作基础，也具备核电技术输出能力，但更应统筹国内几大核电巨头，避免恶性竞争，树立真诚、可信的“中国制造”品牌形象，共同做大外部市场。（冯君淑 闫晓卿　作者供职于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