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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个六七月之交的上海醒来，迎接你的不只是黏腻的梅雨季节，还有你每天必须面对的垃圾分类，并迫使你大脑运转，偶尔使你拿起手机查询，玉米棒、果核、小龙虾、珍珠奶茶、猫砂、蟑螂屋……或许恍然大悟，或许似懂非懂。
分类垃圾桶在超市里被摆在显眼处；热闹的南京路上的垃圾桶明显减少了；运输干湿垃圾不同的清运车驶过你面前。你几乎可以远远分清楚家门外的垃圾桶究竟收容哪一类垃圾，不管它驻扎在马路边，还是放置在店铺门口。贴有蓝色标识的是可回收，黑色是干垃圾，棕色则对应湿垃圾。
不过，很难在街头见到湿垃圾桶，除非你走进一家便利店，把你中剩下的食物倒进湿垃圾桶，再把包装投进旁边的干垃圾桶。
在你购房或者租住的小区里，垃圾桶们不再全天候工作，它们有了上班和下班时间，一般在上午7点到9点、下午6点到8点左右营业。急匆匆地上班前，你需要提着两袋垃圾，由于塑料袋属于干垃圾，你把湿垃圾从塑料袋里倒出来，再把空的垃圾袋和另一袋垃圾扔到一旁的干垃圾桶里，接着把手洗干净，如果附近建了洗手池的话。
7月1日起，《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进入正式实施期，意味着强制垃圾分类时代的到来，制度向严格的那端滑行。即使你不在上海，你也未必躲得过——成都、深圳等城市对垃圾分类的态度都很可能从鼓励转向强制。
垃圾分类前夜
今年6月对上海的意义与以往不同。
对坐公交通勤、早出晚归的静安区白领陆沁来说，她在前一天晚上就筹划好了如何迎接自己小区垃圾分类的第一天： 趁着分类启动前把前两天攒下的垃圾偷偷扔掉，哪怕能省掉一天的烦恼也是好的。事未遂人愿，提着几袋干湿混合垃圾的她发现常去的垃圾桶消失了，只能奔去小区的另一个角落。在那里，迎接她的是众多志愿者，他们为她的垃圾称重、留下她的手机号码、询问她是否注册了垃圾分类小程序。这耽搁的几分钟使她错过了一班公交，她决定以后每天再早起10分钟。
对退休赋闲在家的川沙镇居民王芸清来说，7月1日会是她的又一个上岗机会。作为垃圾分类志愿者，整个6月，她在家自学了乡镇发放的各类材料，迎接未来每周两三天一早一晚的“值日”，和一名搭档一起，她站在垃圾投放点旁注意每个前来者，在必要时打开他们的垃圾袋检查。垃圾桶被拖走之后，村里还会再度检查，如果不合格会重新分类。
垃圾分类是上海这座超级都市今年的重头戏。在过去几个月，张贴宣传品、向居民家中发放分类垃圾桶、招募和安排志愿者，成为许多社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另一边，相关硬件设施的更新换代也在进行。例如，《财经》记者从招投标网站上获悉，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57个居民小区的垃圾分类设施要进行改造，工程总投资达1271万元。6月28日，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有官员称，全市已完成1.3万个分类投放点改造，完成率75%。
定时定点投放垃圾几乎是做好垃圾分类的必要条件，保证能够用较小的人力成本来确认垃圾被正确地分类。《财经》记者6月底在上海多个区县走访时看到，不少小区开始推动这项制度，但步调并不一致，许多还没有严格执行。
在普陀区，紧挨着的三个小区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
在第一个小区，新建的垃圾投放点就位于小区入口处，像是一间半开放的仓库，内部冲刷得干净、无异味。湿垃圾桶在四色垃圾桶的最左侧，挨着新建的洗手池。这天下午微雨，垃圾房依然开放，两名居委会干部忙着帮居民培养新的垃圾投放习惯，还有一名清洁工坐在一旁。
“要给居民适应的时间。”一名居委会干部介绍，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在4月初就开始了，但他们依然会请清洁工在志愿者不在时多留一段时间，帮助居民做分拣。一个摄像头被安装在正对着垃圾房的位置，供未来的督查使用。
在第二个小区中，拉着小车前来的旧货回收人员拉开了垃圾房的门，将干湿两个垃圾桶拖到门外，在其中翻找，无人打扰。第三个小区用水泥砌出一间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减量房，两块画有绿树和蓝天的“铁幕”在下午紧闭。但它无法防止的是，小区深邃处的一处绿化带旁边，臌胀的黑色垃圾袋和白色塑料袋倒在地上，即便旁边摆放着明显的警示牌。
“7月1日以后可能就不同了吧。”一名还不太在意垃圾分类的市民对《财经》记者说。
“准备期”花了近二十年
事实上，垃圾分类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8个城市就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结果不尽人意。
“任何政策和法律如果没有一个监督机制、考核标准，那么这个政策就永远停留在纸面上。”南京大学（溧水）生态环境研究院研究员张雪华认为，垃圾分类之所以提了20年仍无明显效果，原因就在于没有明确责任在哪儿，“没说具体要分成什么样子，没强制性，更像是一个建议。”
转折点出现在2017年。这年3月，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全国46座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曾表示，到2020年，各城市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基本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热身20年的垃圾分类终于进入快跑道。不同于以往，这项制度的重要推力来自高层。据新华社报道， 2016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2018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情况时表示，垃圾分类工作是新时尚。“我关注着这件事，希望上海抓实办好。”
2019年6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进行了专章规定，并提出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张雪华认为，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后，最大的改变在于，把垃圾分类的责任明确到人，也就是源头分类，每家每户、每个单位都要承担责任。
《财经》记者获得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文件显示，7月1日起，对于个人将湿垃圾与可回收垃圾、干垃圾混合投放的，若首次被发现且拒不改正，会被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第二次及以上的罚款金额则是100元以上、200元以下。针对单位的处罚更为严格，若拒不执行分类规定，最高会被处以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处罚。
“我们也在等新闻，看上海什么时候会有第一个因垃圾分类处罚个人的案例。”一名上海的城管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翻垃圾桶”现在是他的日常任务，但主要是检查企业和大型餐饮业的情况，且真正罚款的很少，因为只有在个人和单位拒不改正的情况下才能够罚款。小区若分不做好垃圾分类，更主要的压力会来自运输企业，对方可选择拒绝清运。
末端处理准备好了吗
6月底，居民胡善林在家尝试垃圾分类两天后放弃了。由于无人监督，附近的不少居民直接将混合垃圾投入干垃圾桶，有人则把垃圾袋直接抛在户外，那里本来放着一个垃圾桶，但在分类启动后被移走了。
“开进小区的干垃圾清运车还滴着泔水”。胡善林有些沮丧，他感到自己的认真不会有什么作用，如果分好类的垃圾最后依然被按老办法处置的话。
胡善林的想法不仅是现在，也是过去不少居民对垃圾分类结果的担忧，垃圾处理产业链的完善正在消除这些困惑。比如说，以上海市嘉定区的一个小区为例，尽管由同一家企业收运，但湿垃圾、干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的去向明确不同，分别去往上海环兴资源有限公司、嘉定区再生能源利用中心、委托第三方统一回收和资源化利用。
还有一部分居民被如何分类所困，这也是网络上近期充斥着各种有关垃圾分类调侃的原因。比如，为何大棒骨是干垃圾，而不跟鸡骨头一样属于湿垃圾？外表坚硬、内心柔软的变质核桃算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外卖餐盒是可回收垃圾吗？
事实上，垃圾分成哪几类、各自如何归类，跟末端处置工艺有关。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末端处理工艺不同，分类情况千差万别。比如日本，生活垃级分类细致，有些地方高达30多种分类，500多项条款。
以上海为例，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干垃圾。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曾向媒体解释，干垃圾以焚烧处理为主，湿垃圾经过粉碎后进行无氧或有氧发酵。“大棒骨太硬，如果作为湿垃圾处理，粉碎时容易造成机器磨损，所以被归为干垃圾。”
面对种类繁多的生活垃圾，不熟悉这套政策背后逻辑的居民，很难准确判断每一个生活垃圾所属的类别。
判断一个物品属于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并不能以干燥程度为依据。在很多地方，湿垃圾被称为厨余垃圾或有机垃圾，干垃圾则被称为“其它垃圾”，也就是除湿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以外的垃圾。
混合垃圾时代，焚烧和填埋是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主流的两种处理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处理不当很可能会造成二次污染。随着垃圾产生量增加，不少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处于满负荷或超负荷状态，垃圾围城问题凸显。
理论上，实行垃圾分类后，意味着有更多样化的垃圾处理方式替代焚烧和填埋。比如，可回收垃圾及部分有害垃圾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占生活垃圾总量一半左右的厨余垃圾，可用来堆肥还田、转化为沼气后发电。
多样化的处理方式意味着需要建设新的处理设施配套，并形成相关的产业链。在后端配套不完善、产业链不成熟的情况下，垃圾分类难见成效。E20环境平台首席合伙人傅涛告诉《财经》记者，东部某城市在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分离出来的厨余运送到专门的厨余垃圾处理厂，加工后生产出了肥料，但由于缺少销路，肥料又被送回了垃圾焚烧厂。原本可以花一笔钱解决的事情，最后花了三笔钱：做垃圾分类的钱、加工厨余的钱、焚烧肥料的钱。
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创始人毛达认为，垃圾分类牵扯面巨大，涉及城乡垃圾清运系统和处理模式的更新换代。重要的、比较大类别的垃圾，要有相应的多元的处理设施，并配备分类运输物流。上海市强制垃圾分类后，会有大量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分出来，现有的分类处理设施配套是否能经受住考验，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如果接下去，你让大家分类好了，却还在处理混合垃圾，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毛达说，能让居民做到分类投放，短期来讲并不难，但是如果分类好的垃圾没有得到分类的处理，必然会打击居民积极性。
（文中上海居民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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