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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财了。”侯进近来时常会收到一些朋友的类似恭贺。从上海开始，吹向全国的垃圾分类热潮将垃圾桶生产厂商突然推到了风口。
但这不是侯进第一次经历这个所谓的风口。
大概在2010年前后，广州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推行生活垃圾分类，这场全民运动在当时看来声势浩大。侯进和他的团队租厂房搞生产，进社区做宣传，垃圾桶生意就从那个时候风风火火地做起来了。
两年后，垃圾分类在运输、处理环节引起的争议逐渐显露出来，社会整体对垃圾分类的关注度渐少。跟侯进一起，同批创业开公司的开始有人生意做不下去，关门转行的、回老家的，风口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消失了。
2019年7月，时隔9年，垃圾分类又在上海掀起热潮，很快蔓延到全国。侯进把这种感觉形容为爆发，“我们做这行会有预期，但是没想到这么突然。”
上海吹来“熟悉”的风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塑料垃圾桶突然成了稀缺货，浙江一带的厂商为了来自上海的订单开始加班。
7月18日下午5点半左右，广州南天市场一家塑料垃圾桶门店内，冯玲（化名）刚刚给下单的客人解释完原本预定的货需要多等一周。挂掉电话后，冯玲的心情不太好，嘴里嘟囔了几句。
“工厂在浙江，都在加班，现在优先送到上海去。”冯玲告诉记者，广州目前还没有出现大批量进货的情况，但一些事企业单位的订单最近的确增多了，今年预计会增加两到三成的量。
垃圾桶的生意“从天而降”，让从事垃圾分类容器领域近十年的侯进感受到来自身边的羡慕之情。但其实侯进清楚，这场垃圾桶红火的生意与他的关系可能并不太大。
侯进告诉记者，目前全国塑料垃圾容器生产厂商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销往全国，而广州的厂商主要是做中高端的金属垃圾容器，一般摆放在机场、高速公路、医院等一些大型公共场所。这当中，金属垃圾容器占整个垃圾容器市场的30%左右，而广东厂商在金属垃圾容器市场中又占比约30%。“从目前来看，我们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广东地区的需求量可能在明后年才有一个爆发。”
垃圾桶的热销给侯进带来的信号是，垃圾分类时代又来了。这让他想起大约9年前，广州、深圳的那场垃圾分类热潮。“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开”，这个分类原则就是当时深深印入侯进脑海的。
根据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资料，2010年1月，广州曾提出，全市中心城区力争在2011年基本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到2012年使全社会垃圾分类知晓率达95％以上，市民参与率达90%以上，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广州全市基本建立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运行、处理管理体系。
据侯进回忆，那个时期，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几个环节培育出一大批创业公司。侯进的广州市麦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麦斯环保”）的前身就在这个时间成立，属于收集环节里的容器领域，初期产品也是塑料垃圾桶。“因为最开始希望用最低成本达到分类的效果，家用和社区用的塑料桶带来了爆发性的需求，和上海现在的情况类似。”
而这个时期，杨静山的广州市分类得环节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分类得公司”）已经开始参与广州越秀区东湖街的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2010年，东湖街是全广州垃圾分类普及率最高的街道，全街有6000多户家庭参与垃圾分类。
杨静山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公司专门负责把居民楼下有害垃圾回收桶的垃圾收走，再把这些垃圾作为“资源”运输到下一站。这个环节里，政府会给予相应的补贴，但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杨静山提到，这个问题到目前依然存在，他们还在等。
2010年3月，广州市正式提出要将垃圾分类和立法工作同步进行，各区还设立了生活垃圾分类业务指导、再生资源回收业务指导等一对一联系渠道。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官网记录，2011年，广州出台全国首部垃圾分类政府规章《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这条规定在当年5月正式实施，广州垃圾分类开始执法检查。
2011年7月下旬，广州南沙开出了垃圾分类第一张罚单，是一家物管公司以及居民因“不按规定投放生活垃圾”而被罚。此后5个月，广州共劝导个人不按要求分类行为1070宗，劝导单位88宗，发整改通知书56份，罚款7宗共计1250元。
“当时还是以鼓励大家做垃圾分类为主，但很多人觉得不方便，对罚款也有抵触，通常是抓到了认个错，转身又乱扔。”一位曾参与广州社区垃圾分类执法工作的人士表示。
推进解决垃圾处理难题
侯进称，真正的风口大概只持续了两年多，然后开始有走下坡路的感觉。“因为都是探索，真正到了实施环节才发现有很多问题。”杨静山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2013年前后，垃圾分类的一些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争议。
广州市一位区政协委员告诉记者，长期以来广州的垃圾都是混着运的，即便居民把垃圾分类做好了，环卫部门一来就把它们都倒了回去。他指出，垃圾混装、混运反映出当时垃圾分类在链条后半段的垃圾处理环节是缺失的，以及再后来垃圾焚烧厂、填埋场的建设也引起了争议。在广州多个政府官方平台上，目前依然能看到当时一些人大代表、城管委相关负责人指出这件事，并直言这些“挫伤垃圾分类积极性”。
2015年颁布实施《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2018年7月1日，广州正式开始施行《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立法工作的推进，垃圾处理环节的问题也在政府报告中不断提及。
在广州市2012年到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记者注意到，关于垃圾分类处理，几乎是垃圾分类工作里每一年都会提及的内容，而且占主要比例。根据广州市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推动垃圾强制分类扩面，全面建成投产5座资源热力电厂，建成兴丰应急填埋场二期和李坑、福山生物质综合处理厂；推动第三至第七资源热力电厂二期和战略储备填埋场建设。
广州市城管委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5日，广州市已建成的生活垃圾终端设施，焚烧日处理能力1．554万吨，生化日处理能力2658吨，加上每日回收垃圾7550吨。而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广州市城管执法部门共发出整改通知书2425份，行政处罚205宗，罚款金额8.68万元。广州市表示，具备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基本条件。
7月以来，当上海的垃圾分类热潮吹来，作为全国第一批试点垃圾分类、出台全国首部垃圾分类政府规章的广州迅速反应起来。侯进称，他认为广州的速度不会比上海慢，甚至很快会反超。“感觉这次的规模比上次大，从政府目前公开的文件看，是从上一次没解决的难点入手的。”
侯进提到的难点，指的是根据住建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到2020年底，广州要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并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这场东风让侯进和杨静山们又心潮澎湃起来。7月4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提出，确保至2019年8月底前完成全省194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垃圾分类”工作。在大型公共场所的垃圾分类容器设备是侯进公司的强项产品，他正在为这件事做准备。
7月18日傍晚，杨静山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要准备“进攻”上海。5月中旬，他在广州接待了来自上海调研垃圾分类试点的政府人士，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信号。他认为，分类得在广州社区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中成效不错，现在他准备趁着“东风”把业务拓展至上海乃至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