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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久负盛名的天堂城市。在杭州，数千名官方责任“河长”和民间志愿“河长”，日夜守护着1845条乡镇级以上河道——市民用手机拍下身边的污染，及时上传至杭州市河道水质APP，实现共建共享，良性互动。
近年来，类似杭州这样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正在全国进行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青山绿水“颜值”更高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理念的深化，我国不断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逐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生态保护和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如今，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中国正在变得更美。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9.3%；全国地表水好于三类的水体比例同比增长3.1个百分点；全国完成造林面积707万公顷，比2000年增长38.5%。
“总体讲，生态环保领域各目标指标都圆满完成了年度计划。这说明污染治理的方向和路子是对的，应该充满信心。”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部长李干杰表示。
地处长江上、中游分界点的湖北宜昌曾因磷化工产业闻名全国，全市化工产业规模一度过千亿元。然而，化工产业也造成当地生态环境恶化。“必须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持续发展转型。”宜昌市委相关负责人说。2017年以来，通过理念、动能、结构、效能、机制“五个加速转换”的组合拳，宜昌经济实现了一增一降：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业不断增加；化工业比重持续下降。产业转型、高质量发展助力宜昌守护一江清水。
如今，长江绿色生态廊道正在湖北形成，修复与保护也未停步。为持续分析研判长江生态保护面临的隐患与风险，湖北正在研究制定《湖北省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湖北省生态环境厅落实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工作方案》及8个专项行动方案，加快构建湖北特色的环保督察体系，强力推进长江大保护。
“建其制”带动“担其责”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欠发达，环境污染问题尚不显著。严格说起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才逐步开展。
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里程碑。
此后几十年，中国环境法治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环境立法从一部“试行”法到如今37部法律，环境管理机构从1982年的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局到现在的生态环境部，环保法庭从2007年的一个到如今的1200多个……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牙齿更锋利了，但2013年全国先后有30个省份遭受雾霾天气侵袭的事实，还是给人们敲响警钟：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迫在眉睫，生态体制改革箭在弦上。
紧锣密鼓的改革拉开帷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纲领性文件相继出台，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纪文表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如何，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制度执行能否到位见效。我国着力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同时严格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督察严、考核严、问责严、落实严”，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
2015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首次将地方党委领导成员尤其是党委主要负责人作为追责对象，不仅党政同责，而且终身追责。
随后，被称为“环保钦差”的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式亮相。2017年，首轮中央环保督察经过两年时间完成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督察全覆盖，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2018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边督边改工作问责8644人。
常纪文表示，经过努力，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逐步建立和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规范和可靠保障。
多层次治理体系初现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接力奋斗，三代塞罕坝人在风大寒冷、人迹罕至的塞外高原上成功营造出总面积11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0%的全球最大人工林海，有效阻滞了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侵。塞罕坝的事迹感人至深，也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放眼全国，建设美丽中国的故事不断在上演。
“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常纪文表示，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键期，也到了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采取多种方式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环境保护投入不断增长，特别是从“十五”时期开始，国家积极拓宽环境保护投资渠道，提高资金保障水平，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有力推动了环境保护工作全面开展。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大幅提升。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每年为25亿至30亿元，2018年投资远超5459亿元。
“传统的竞争力可能是经济上的、国防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说，但现阶段，环境竞争力的高低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绿色，是人类的生命色，是现代文明的底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色。生态文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个人更应成为此中践行者，保护环境，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