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中国原油消费峰值的到来

　　自1993年我国由石油出口国转变为进口国之后，石油进口量持续递增。2017年，我国已超美国成为第一原油进口国；2018年，我国原油消费量、进口量以及对外依存度同比均快速增加。庞大的石油消费及增量，揭示出我国未来原油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急迫性。

　　在2014年6月1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2018年6月，习主席又作出重要批示，强调了能源安全。原油供需平衡是能源安全的重要内容。基于我国原油消费快速增长、环保问题日趋严峻、能源消费结构亟待调整等客观事实，既要确保原油本土有一定量的稳定供应，又要保障海外原油进口安全，又要加快能源转型和节能提效。作为持续高速发展的大国，我国原油消费未来不能无极限增加。

　　消费峰值是否存在

　　201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6.4亿吨标准煤，同比增加3.3%，为近五年来最高。我国也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在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仍是主力能源，但原油的经济意义同样重要。近期内我国原油（成品油）在发电中占比甚微，主要消费在石化业（原料）、交通业（燃料），其特殊地位是难以被快速大规模替代的。

　　2018年，中国石油消费（不含燃料油等）6.25亿吨，同比增加7.0%；天然气消费2808亿立方米，同比增加17.7%，年增加422亿立方米。2018年，全国石油产量1.89亿吨，同比下降1.2%，约占全球4%；天然气产量（不含煤层气等）1415亿立方米，同比增加6.4%。在国外资源利用方面，2017年，我国进口原油4.2亿吨，原油进口量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进口国。2018年净进口原油4.6亿吨，同比增加10.0%，原油进口总币值为1.59万亿人民币，原油对外依存度为71%。2018年，中国进口天然气约1300亿方（其中管道气571亿立方米，LNG72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32%，对外依存度44%。

　　2019年3月，国际能源署《2018年全球能源消费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43.01亿吨油当量，同比增长2.3%，接近2010年以来年均增速的两倍。

　　2018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占比31%；煤炭26%；天然气23%。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32.74亿吨油当量，其中，煤炭占比58.25%，石油19.59%，天然气7.43%，三者合计为85.27%。

　　2018年全球消费原油44.74亿吨，同比增2.2%，而我国消费原油（含其他石油产品油料）6.49亿吨，约占全球消费总量的14%。2018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23亿吨标准油，其中，石油占比39.98%，天然气30.54%，煤炭为13.78%，三者合计为84.30%。2018年，中国进口天然气1300亿方，超过日本成为天然气第一进口大国。

　　相关数据显示，未来全球原油探明可采储量、全球原油年产量将逐年递增，学界、业界对于原油是否有“资源量峰值”仍充满争议，部分学者否认“资源量峰值”（但基于成烃且形成油气藏有商业意义烃量的速度远逊于目前人类开发量，因而极少数人认为原油“资源量峰值”也是存在的）。

　　虽然“消费峰值”概念有别，但是我国地质条件决定未来原油消费当是有峰值的。换言之，在环境、成本与高碳能源相关的科技进步等条件下我国的原油消费量不该是无极限地持续增长。

　　据简单的数学分析，结合未来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转型、燃油机动车发展减速以及环保措施日趋严厉等因素，如果能源仍以当今之粗放式消费的话，保守预计，到2035年我国原油消费量同比年增或不低于3.0%，峰值将达到9.0亿吨（约为12亿吨标准煤），略相当于美国2008年（9.03亿吨油当量）至2017年（9.02亿吨油当量）十年期间的原油平均消费数。2035年前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大致为煤炭40%、石油20%、天然气19%，包括核能、水电、生物质能、风电、光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约计21%。据此估计，我国原油消费峰值年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约为60亿吨标准煤，仍是一颇具冲击力的数字。

　　应对原油消费峰值的关键：加强本土油气勘探开发

　　近年来，我国原油消费量逐年递增，本土原油勘探开发的意义日趋重要。原油的地质储量应当逐年增加。2018年，我国油、气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分别为9.59亿吨、8312亿立方米，同比分别增加9.4%和49.7%。

　　相关数字的另一面，则是我国石油资源的品位近几年下降较快，新增的探明储量多为低渗、特低渗类，开采难度大、成本高，环境问题较以往棘手。

　　在开采技术层面，非常规、深层、超深层的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日趋复杂。我国石油资源劣质化不断加剧，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能源安全问题等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并作出指示，2018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勘探开发再次掀起新的高潮。

　　在认识及管理上，我国国情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等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类似于日、韩等石油对外依存度近乎100%，加强本土石油勘探、增加储量，加快开发、增加产量，这是不可动摇的能源发展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6月的重要批示中指出，“大力提升勘探开发力度，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在企业层面，中石油等央企响应号召、迅即行动，大干快上，廖力同心，打开了新局面。在某些新区、老油田等局部区块恢复了以往的“大会战”方式，从资源发现、油气生产等各个层面均对油气勘探开发予以重新部署。

　　在新区，突出油气勘探主攻方向，向深层、常压（高压）、陆相页岩气（油）以及外围拓展。在老油区，加大重点油气田的稳产上产力度，增压开采，精细管理；制定上产激励等创新举措，全方位激活增储上产新动力；加快企业内部不同二级单位间矿权流转。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油层中石油资源的可利用性 （禀赋）。如美国通过逾百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在科学认识上，将传统圈闭理论中典型盖层的页（泥）岩转变为自生自储式的储层概念且配以先进的实用技术，近年来美国页岩气油（气）年产量屡创新高。这也是众多学者否认原油“资源量峰值”存在的依据之一，即资源量是“无限”的。

　　在勘探开发及投资上，要正视原油资源禀赋等的客观挑战。新时代我国原油开发的关键之一是高投入，包括科技、资本等。欣慰地是，企业在努力、在拼搏。2019年上半年，我国油气勘探开发较2018年更上一层楼。

　　在上游，加大了油气勘探开发资金投入，促进了投资资本多元化，部分未动用储量和低品位（原表外）储量进一步盘活；多措并举，使得上半年国内原油产量同比有所增加。三大央企的石油开发技术日新月异，丛式井、水平井等多段水压裂及无水绿色压裂、可视化钻进、钻井液压裂液无害化等连续取得突破，有力地支撑了深层、特低渗等油层勘探开发的快速发展。

　　2019年上半年，全国油气（含非常规）勘探投资约270亿元，开采投资约833亿元，同比分别增加39.6%和49.4%，计施工探井1160口，同比下降6.8%，完钻开发井12690口，同比增加1.2%。半年来中央级事业单位的基础性油气地质调查投资约9.0亿元，同比下降23.6%。在中游，加快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央企的主控力，成立了央企管网公司等。

　　在石油地质学上，尽管我国油气资源贫化、目的层埋深不断加大、圈闭日趋复杂、储层改造日趋困难等，但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能够在若干年内保持1.7-2.0亿吨的原油产量。这对我国未来的可持续高速发展而言，将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应对原油消费峰值的重要保障：国际合作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原油的需求量仍将快速增加。由于石油资源禀赋不及天然气资源，我国未来原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亦均将快速增加，但原油依存度增加更快，安全供给压力更大，保障原油供应安全已成为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因素。

　　在国际原油价格持续宽幅动荡背景下,进一步深入分析我国油气供应安全状况,审视我国利用境外油气资源的机遇与挑战,制定保障境外油气供应安全的应对策略,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多年前提出的发挥“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作用论断，也应是当今“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利用境外油气资源主要是有多种方式。一是通过一般性的油气进口贸易,应对本国原油需求；二是通过境外油气资源投资,获取份额油；三是掌握（控）稳定的海外原油基地（油田、仓储等）。

　　2019年上半年，在国际合作层面，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形成了遍布亚、欧和非洲等地的能源市场，构建了多元稳定进口体系。在“一带一路”石油合作中，东南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等是合作的重点区域，是应对原油消费峰值的重要合作伙伴。

　　应对原油消费峰值的出路：能源转型及节能降耗

　　如果“加快本土原油勘探开发”、“确保原油进口安全”属于“开源”，那么“能源转型”、“节能降耗”当属“节流”。二者均是应对未来我国原油消费快速增长的关键。

　　环境问题是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硬约束。能源的转型是国家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今，“后巴黎气候大会时代”的全球碳排放控制现实表明，全球未来以碳减排为核心的环境问题将日趋恶化，任务难以完成。但有关国家政府的意愿、管理是转型关键。

　　如果按照当前的能源发展模式继续发展，即使各主要国家在2015年12月达成并于2016年11月生效的《巴黎协定》框架下提出的减排承诺都能实现，全球平均温度在2035年较现在还会上升0.8摄氏度，2050年较2035年可能上升1.5摄氏度。而根据协议约定且经相关各国同意的排放目标，则是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到足以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范围内。实际难以控制在2摄氏度范围内。

　　环境恶化、全球种群绝灭进程加快是能源转型的“助推剂”。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温室气体排放加快、气温升高、全球海平面上升以及生态恶化等现实促使各国较以往重视经济的绿色发展及能源的转型。

　　尽管由化石能源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低碳能源转型异常艰巨，但转型是必由之路，且加大转型的力度已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当前，光伏、风电、核电、天然气等都具备了大规模增长条件，今后的供应增长在技术上、成本上可不再过度依赖煤碳，前提是煤炭等产业要加快调整。

　　能源需求增长从过去以重工业集中负荷为主，向第三产业、民用等多用途、多品种、分布式增长转变。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多方面技术的发展进步，也为能源转型创造了条件。

　　能源转型的大趋势难以逆转。现代文明的能源利用趋势，是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由“低密度”向“高密度”转变，由“黑色”向“绿色”转变。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均伴随着能源的改进、更替和转型。随着全球气候、环境问题日趋突出，可再生能源发展日益为人所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的指示、批示，引领我国能源发展进入转型新时代，使得中国的能源转型（革命）走在世界前列。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是抑制原油消费过快增长的关键，新能源成本的持续降低及商业利润的收纳只能有赖于市场公平竞争。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持续降低，是能源转型的强劲驱动力。风电、光电等低碳能源的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在于不经济、不安全和不够“智能”，要实现整体能源可持续低碳、高质发展，必须实现能源安全、经济、绿色，并充分应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

　　国际能源署（IEA）相关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风电综合成本降低了约70%、光电降低了约80%。我国最近的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风电、太阳能发电已经可以平价入网，无需财政补贴亦可有竞争力并快速发展。

　　电动车辆的快速发展是原油消费逐年降低的基础条件之一。我国降低原油消费、加快能源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在交通、建筑、工业和电力等四大能源高消费行业中，交通行业的能源消费方式的瓶颈难以很快打破，即交通（海运）行业的车船等降低燃油消费困难甚多。在电力消耗确保大部分来自绿电的前提下，交通行业降低燃油消费的机遇来自于新科技的发展及应用。

　　其次挑战来自煤炭的清洁利用以及煤矿山等的复垦绿化。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体系（结构），其CO₂的排放量为世人瞩目。

　　节能降耗是应对原油消费峰值到来以及能源转型的重要举措，也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

　　我国一次能源中的高碳问题早在2001年至200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已经列入政府工作计划。当时政府首次将中国的节能降耗、环境评价与经济增长等三重指标捆绑量化约束，指出到2010年，应“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目标。

　　我们已经完全实现生产总值及经济发展的目标，但后两项目标尚未真正实现。应对原油峰值以及能源转型等的另一挑战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所引发的问题，社会上有可能出现大量的转岗人员，对已有产业自然而言的保护又可能阻碍转型的进程。如处理不妥，有可能影响可持续发展。而产业调整、光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又进而牵涉了保险、转移支付、生态优化等多项政策问题。

　　时光如白驹过隙，战略尺度上我国原油消费峰值转眼将至。未雨绸缪，加快本土原油勘探开发，推动石油开采权在市场主体间顺畅流转，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以市场力量为主配置生产要素仍将是努力的方向；放宽资质，优化服务，吸引、鼓励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多主体参与原油的勘探开发是减缓原油对外依存度快速攀升的良方；节能提效是长久不可忽视的发展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原油合作战略的实施，加快利用“两种资源”是应对原油消费峰值的举措之一。

　　如果国际原油市场继续保持供需平衡，如果战略、政策和措施等得当，宏观上我国的能源安全（包括原油消费峰值应对）等问题在中美两国关系总体协调、世界局势总体和平的大环境下需重视，具体而言较其他国家“一骑绝尘”式的原油消费年增量更应重视，但不应太过焦虑。

　　毋庸赘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化机制的完善、政府服务方式的优化等虽不宜在此展而论之，但却是确保未来原油消费峰值到来时供需平衡的关键，是上述几个问题真正解决的前提。（文 | 岳来群　原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