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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欠发的补贴已成压在我国光业身上最重的一座大山并且没有之一，部分光伏企业账面上躺着数亿乃至十几亿的应收账款，光是银行利息就足以吞噬掉企业的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利润，不仅严重制约产业发展的速度，甚至还动摇了行业对政府公信力的绝对信任。一个依托于政策导向而发展的行业如果对政策本身都缺乏信心，这对行业前景的打击无疑将是毁灭性的、长期性的。
那么，相关部门是如何落到了今日这样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的呢?
最浅显和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光伏的装机量大大超过了有关部门的预期，光伏的十三五规划早在去年就已经超额完成了，以至于有关部门猝不及防。可是，为什么会如此呢?
可要知道中央在制定任何一个五年计划时都是至少提前两年就开始调研，广泛论证行业专家与行业从业者所共同制定，其严谨性连贯性和科学性放眼世界无人可以比肩，可是为何在光伏这里，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疏漏?
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电能作为商品来说实在是太特殊了，其计划经济的特性与大量的民营光伏企业市场行为所导致的撕裂，才是其根本原因所在。
补贴的调整就像香港黑帮片里的警察，永远都在迟到
在早期的特许竞价上网政策中，价位高高在上的新能源电价与传统的电力系统显得鹤立鸡群格格不入，于是为了推动行业的发展，国家像火电一样，给光伏同样设立了一个标杆电价：电力公司以当地火电标杆电价收购风电和光伏发电，政府则补贴风电和光伏发电固定标杆上网电价与当地火电标杆上网电价之差。
殊不知，这却在一开始就给如今的大规模拖欠埋下了隐患。
新能源作为新兴产业，尤其是有大量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的光伏产业，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链的完善，其成本下降的速度堪称是飞流直下，十年前光伏组件的价格还差不多需要40元/W，而如今似乎已经好久没看到过2元/W以上的报价了，下降成本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硅片价格也从100元/片降低到3元左右，而其光能转换率则大幅度提升了55%。
这就导致有关部门往往前脚刚调整完企业的合理利润，产业端后脚就马上实现成本骤降，使产业利润再次变得不合理。资本逐利，面对不合理的利润，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来都是疯狂的。
光伏电站的利润来源于政府补贴，不受市场变动影响，在补贴拖欠问题白热化之前堪称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加之经济下行，尤其是房价企稳，大量无处可去的游资热钱像闻到血腥的狼群一样涌来，为拿到装机指标各施神通，项目指标在黑市上动辄以数千万的价格成交。
也正是因此，光伏产业大幅度下降的成本，反而成了撕开补贴缺口的利刃，在标杆电价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指导下，产能、成本、都不再是制约利润、调整产业发展的手段，政策才是。
尤其是在现有电力体制下，各地电网需要贯彻执行公开、公平和公正的“三公”调度。这就使一切回到了改革开放前期，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而谁的项目装机容量大，谁哭的声音就会更响。
而对应这一计划经济模式的主体，却是一个又一个的民营企业和上市公司，他们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他们依然需要在市场经济的本能下进行相互厮杀，其结果往往就是企业们不顾弃光率居高不下的事实大量的装机，来使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的哭出更大的声音来换得发电权，最终导致各家企业的实际利润往往并不能实现全部赚取高额补贴与低价成本之间的差，而是往往只能在市场的竞争中获得一个相对合理的利润比。
弃光率代替了市场成为调节产业的那只无形大手，国家的高额补贴并没有真正富了谁，而是白白的浪费。
标杆电价与市场经济的另一大矛盾表现就是抢装潮。
一个光伏电站并网的日期决定着未来二十年的总收入，极端条件下可能完工时间相差一天，总收入就相差数千万元乃至更多，这就必然导致资本的疯狂，而这样的疯狂是不管在计划经济领域还是市场经济领域都前所未有过的，相关部门在这方面的经验自然不足，控制装机规模自然也就力不从心。
抢装潮所引发的另一矛盾在于电网公司，一个西电东送工程，从调研到完工最快也要两年的时间，且成本不菲，而一个光伏电站如果拼命抢装则只需要几个月就能完成，弃光率高企之外也往往将电网和相关部门已经制定好的计划倒逼的面目全非。
笔者一向以为，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任何市场一旦出现了‘抢’字并形成潮流，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管理方面的措手不及乃至混乱，其产品质量也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整个产业埋下巨大的隐患。
除了补贴拖欠，光伏领域的另一大主要顽疾弃光率也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
地方请客中央买单电网担当店小二
张维为教授曾这样说过：今天的中国每一个市委书记都是企业家，每一个省委书记都是一个超大型集团的总裁。
这样的政治制度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安装了双引擎，为中国四十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在光伏装机的失控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
大型集中式地面电站大多都建设在地价便宜，光照充足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而其动不动就十几亿、几十亿、乃至上百亿这样大数目的投资，落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都是过年吃一顿的饺子，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肥肉，而是吃上一顿就能顶饱半年的饕餮盛宴，而地方政府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只是一块荒地甚至沙漠而已，只要能弄来能源局的指标，补贴百分之百来自于中央财政。
这样的背景之下，光伏的这把火自然也就越烧越旺了，盲目的扩建使得各地的弃光率居高不下，面对数十亿乃至上百亿元建设的光伏电站，总不可能真的就让它闲置着，于是这些电站又在倒逼着国家和电网公司斥巨资建设相配的输电系统，将风电和光电从大西部运输到东部沿海。
然而，国家电网虽然是举世皆知的‘大户人家’，可地主家余粮也是有限的，那毕竟是个企业，不是负责印钞的中央银行，一边是一条条输电线路像水蛭一样的吸食着电网公司的现金流，而另一边，作为补贴的实际代发部门，在财政拨派不足的现状之下，甚至部分地区的电网还要为户用光伏、光伏扶贫等关系于民生领域的社会问题垫资，试问这样的情况下电网公司还怎么可能对新能源企业尤其是民营为主的光伏企业有什么好脸色，工商业的分布式和西部的集中电站补贴自然是能拖就拖。
说到底，地方政府也好，电网公司也罢，说到底造成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剧的源头都依然还是电力这种特殊商品在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内部拧巴，所呈现在外部的表现形式罢了。
要想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手段还是应该依托于电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道阻且长。
开源无门只好节流?千亿补贴将会何去何从
日前，一则财政部的问答回复成为业内热议。财政部明确回复，暂无法提高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也不可能去发行国债，堵死了光伏人最期盼，也最能立竿见影的‘开源’手段。
但其实业内的明白人都知道，这早就是预料之中的事。
中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自2006年征收以来，历经5次上调，从0.1分每千瓦时提高到1.9分每千瓦时，增长19倍，然而这却并没有使得补贴缺口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反而越撕越大，2014年底缺口只有140亿，今年则已经逼近两千亿。一定程度上可以侧证，增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并不是切实有效的缓解补贴缺口的法门。
更高层面来说，作为中国真正国之根基的制造业现如今已经是生存艰难了，作为世界第一用电大国和制造业第一的工业大国，工业电价居然还是世界中等水平。在中美贸易战的特殊背景之下，中低端产业链开始往东南亚转移，人力、土地等客观要素无可改变的前提下，电价必然是只能涨不能降，因此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就一定会慎之又慎。
至于国债，在笔者看来这着实是有些天方夜谭了，缺口问题在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是想把可再生能源缺口变成国债缺口么?
业内提的最多的还有两条路，一条则是向煤电企业征收污染税，以提高煤炭的上网电价，另一条则是秉承“谁获利 谁受益”原则，向居民用电征收用电附加税。
前者自不必说，根据工商业电价只能降不能涨的原则，这说法基本只能是一种意淫。至于后者，且不说杯水车薪的居民电要涨多少才能满足缺口，起码来说这不免有些有违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的，因此可行性上应该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个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所在既然是电价作为特殊商品，其本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重属性的自我拧巴，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之法，就还是应该回到这一问题上来，既电力市场改革。
电改：道阻且长但前途光明
为什么说电改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呢?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设想：假设现有电力市场是完全改革成功之后的，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如何解决补贴问题?
答：将发电补贴转为购电补贴即可，购电企业购买新能源电力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补贴，然后由售电公司甚至发电端竞价上网，由用电需求侧驱动电网铺设。
相信这样的前提下，发电端在特定时段竞出个白菜价都不奇怪，弃光弃风现象也会大幅度缓解甚至完全消失，让新能源电价拥抱市场调节，使新能源企业在市场的干扰下优胜劣汰。
当然，上述情景实际上也是笔者的自我意淫，事实上我们就连最基本的用电端隔墙售电都还是阻力重重，更不用说省际壁垒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发展新能源市场的最优解。若能在这一领域向前试探一二，或许也是极好的。
诚然，2019年应该是光伏行业的平价上网元年，但是，示范项目的平价上网与一般普通项目平价上网是两回事，实现平价上网和上网后足以赚取让自己舒服的利润，更是两回事，光伏人远没到可以轻松的时候。
前一段时间，笔者转载过一篇《过网电费谈不拢“隔墙售电”这事干不成》的相关文章，本文提议，将更多的目光和压力投向江苏电改试点，就从最基本的分布式隔墙售电着手，咬咬牙把过网电费这层壁垒先给他破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