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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研究员致辞。县域经济课题组组长、《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主编吕风勇，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郭宏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课题组组长邹琳华，分别就报告主要内容作了汇报。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城镇发展研究室主任欧阳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何杨教授代表专家发言。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发展战略部主任汪红驹主持并作会议总结。
一、400强样本县(市)研究发现
报告原则上根据地区生产总值、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等三项标准，在全国遴选出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0强样本县(市)作为研究对象。报告对2019年400个县(市)的综合竞争力和投资潜力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
2019年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全国百强县(市)分布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苏浙鲁三省百强县(市)数目达62席。江苏百强县(市)占23席，比上年减少2席;浙江和山东百强县(市)分别占21席和18席，浙江没有变化，山东减少1席。河南、福建百强县(市)也较多，分别占8席和6席。河北占4席，湖南占3席，内蒙古、安徽、湖北、四川、贵州和陕西各占2席;辽宁、吉林、江西、广东和云南各占1席。山西、黑龙江、海南、广西、重庆、青海、宁夏和新疆等8个省区无缘百强县(市)。
2019年全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县(市)依次是：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义乌市、长沙县、慈溪市、宜兴市和龙口市。
2019年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散布18省，浙江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目居首，安徽数目增长迅速。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浙江达到26席，比上年减少1席;安徽达到19席，增加4席;江苏占13席，与上年持平;山东占2席，比上年再减少1个。此外，福建占6席，四川占5席，河北和陕西各占4席，河南、湖北、湖南和贵州各占3席，山西、广东和云南各占2席，辽宁、江西和宁夏各占1席。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海南、广西、重庆、青海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无缘投资潜力百强县(市)。
2019年全国投资潜力十强县(市)依次是：安宁市、平湖市、岱山市、德清县、嘉善县、界首市、闽侯县、太仓市、昆山市和中牟县。其中，德清县和界首市都至少连续3年排在投资潜力前10位。
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增速总体呈现回落态势，三大地区全面陷入调整，投资增速回落幅度更是巨大，西部县(市)投资接近零增长。
400样本县(市)经济增速比全国更大幅度回落。2018年，400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之和为20.2万亿元，实际同比增长7.03%，相比2017年增速回落 0.54个百分点，而全国只回落0.2个百分点。
三大地区全面进行调整，中部地区县(市)表现较为稳健。分地区来看，2018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分别为12.31万亿、5.63万亿和2.26万亿，同比实际增速分别6.70%、7.59%和7.50%，分别比上年同期回落0.26个百分点、0.08个百分点和0.97个百分点。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已是连续两年回落。
云南县(市)超越贵州，增速领先。福建县(市)高水平上高增长，令人刮目。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来看，云南、贵州和福建样本县(市)总体经济增速分别达11.33%、11.32%和8.70%。新疆、内蒙古、山西和吉林增速都不足5.00%。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黑龙江、云南、湖北、辽宁、河北、陕西和福建样本县(市)总体增速比上年都有所提高，其他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较上年有所回落，其中重庆、广西、宁夏、新疆和陕西样本县(市)总体经济增速回落幅度都在2.00个百分点以上。
各地区消费总体增速均现回落，中部地区消费表现平稳。2018年，400样本县(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总体增速为9.7%，比上年回落1.4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县(市)增速分别为
9.2%、10.5%和10.8%，分别回落1.4个、0.6个和3.7个百分点。
消费占GDP平均比重上升幅度增大，中部地区提升最快。2018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继续下滑，400样本县(市)消费占GDP的比重继续呈现增加之势，由36.9%上升到38.2%。其中，中部地区县(市)提高了1.5个百分点，在三大地区中提高幅度也最大。不过，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部分受到一些县(市)经济增速较低，以及部分县(市)数据调整等消极因素影响。
投资增长大幅减缓逼近GDP增速，西部则显著低于GDP增速。2018年400样本县(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总体增速为6.8%，回落3.0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县(市)这一增速分别只有6.3%、9.9%和0.5%，分别比上年回落2.8个、0.7个和10.0个百分点。其中，中部县(市)总体增速已是连续三年下滑，西部县(市)连续两年下滑。
公共财政收入增速由降转升，六省县(市)出现负增长。2018年400样本县(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总体增速为8.6%，比上年提高
5.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县(市)平均增速分别为9.2%、6.6%和9.0%，分别提高5.4个百、4.1个和7.2个百分点。“营改增”和部分样本县(市)对统计数据和税收数据进行核实调整，降低了上年财政收入基数，是2018年县(市)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此外，2018年许多县(市)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也贡献了许多地方税费。
9县(市)人均收入超60000元，义乌独超70000元。400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0000元的县(市)中，江苏、浙江分占5个和4个。400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0元的达到33个，比上年多出7个，除了福建省石狮市外，尽为江浙县(市)，其中浙江更是达到25个之多。400样本县(市)中，浙江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达到52854元，是唯一超过50000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208个新城(区)研究发现
样本共包含208个新城(区)，除了个别具有主城区性质和功能区性质的城(区)外，其余新城(区)基本都包含在内。208个新城(区)共分布在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告计算了全国新城(区)发展指数，前100名即为全国百强区。
2019年全国百强区：广东全国百强区最多，占21席。江苏次之，占16席。重庆、浙江和上海分别占10席、7席和7席。山东、湖北和四川各占6席，北京占5席，天津、河北和福建各占4席，江西占2席，湖南和陕西各占1席。山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新城(区)将进入全国百强区。
2019年全国百强(区)前十名依次是：深圳龙岗区、广州黄埔区、佛山顺德区、南京江宁区、常州武进区、佛山南海区、杭州余杭区、上海嘉定区、深圳宝安区和苏州吴江区。其中，广东占据全国新城(区)前10名的前3位，以及第6位和第9位，共计半数。
研究还发现：全国新城(区)比400样本县(市)增长动能略强，但消费增长稍显乏力。2018年，全国新城(区)GDP规模平均值比400样本县(市)高125.0亿元，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7.11%，投资增长率平均达到7.81%，分别比400样本县(市)高0.04个和1.14个百分点。不过，全国新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分别比400样本县(市)低0.50个百分点和0.35个百分点。
发展动能方面，全国百强区强于208个总样本，但弱于全国百强县(市)。除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以外，全国百强区在GDP规模、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率、人均储蓄额、金融贷款余额占GDP比重等方面，其平均值都显著大于或高于208个新城(区)总样本。与400样本中的全国百强县(市)比较，全国百强区在GDP规模和人均储蓄额等数量指标方面的平均值要大于全国百强县，但是在动态指标方面，除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外，平均值都低于全国百强县(市)。
新城(区)的发展情况与其所属城市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全国百强(区)属于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新城(区)数量分别为25个、39个、19个、15个和2个，分别占各类样本数量的比重分别为83.3%、72.2%、46.4%、39.5%和4.4%。
三、主题报告研究发现
主题报告一：县域房地产市场持续活跃，但平稳度有所增强。
2018年100样本县(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由上年的13.7%放缓至8.5%，商品房销售均价增速由上年的13.6%提高至15.3%，不过二者变动幅度比2017年都有所缩小。100样本县(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总体增速为18.4%，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样本县(市)房价收入比平均值为5.50，上年为5.19，中位数为5.08，上年为4.73，总体继续呈现攀升趋势。25个有数据可查的县(市)中，商品房待售面积有所下降的达到18个县(市)，整体继续保持了去库存化态势。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尽管对地方财政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具有积极影响，却很难对地方财政起到关键性作用，经济发展状况应该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最高的50个县(市)，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达到10.0%，而其余增速较低的50个县(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只有4.7%。但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却会受到上一年度房地产市场状况的显著影响。同时，100个样本县(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公共财政收入平均比值达到0.97，近乎相等。2017年商品房成交面积增速最高和最低的50个县(市)，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95.7%和59.5%。
主题报告二：贫困县(市)发展动能较强，但内部分化严重，财政能力严重不足。
100样本贫困县(市)总体GDP增速7.94%，高于400强样本县(市)。不过，黑龙江、海南、甘肃、宁夏和山西贫困样本县(市)GDP增速平均都不到5.0%。2018年，100样本县(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平均只有29.6%，而生活服务业比重高，工业化程度低，意味着贫困县(市)就业机会偏少，财政自给能力不足。2018年贫困样本县(市)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平均增速低于400强样本县(市)2.5个百分点，而支出高于后者5.8个百分点。贫困样本县(市)以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比率衡量的公共财政自给率总体上只有0.12。同时，贫困县(市)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速平均值略低，但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更高，并呈现中间低两端高的分化局面。尽管，贫困县(市)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高，但两极分化同样也非常剧烈。贫困样本县(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略高于400样本县(市)，但是绝对水平却只相当于后者的73.1%。
主题报告三：城市行政等级差距对县域经济影响较大，需调整不公平优惠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县域城市地方人均公共财政收入与上一等级城市差距更大，其平均比值只有0.66，中位数为0.5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平均达到0.93，中位数为0.94。虽然县域城市地方人均公共财政总支出与上一等级城市差距明显缩小，但其平均比值也只有0.72，中位数只有0.61。这表明，县域城市与上一等级城市的差距，更多表现在公共产品提供的保障能力方面，而不是私人物品的购买能力方面。建议切实落实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改变竞相打造大中城市中心增长极的做法;重新审视优惠产业政策，鼓励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更多在县域城市布局，减少不公平竞争政策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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