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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长期以来，煤炭在我国能源发展体系中一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但是，近年来，基于环保考虑，以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崛起，对于如何进一步开发利用煤炭有了更多争议性的声音。特别是在“十四五”即将到来之际，这一话题更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之一。为此，本报特邀请院士专家就此展开讨论。
“十四五”规划编制在即，中国煤电产业政策顶层设计再一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从全球到中国，煤电对于环境的负面效应广受诟病，昔日“一煤独大，独步天下”的煤电，地位已不同于往日，整体性亏损、行业性困难是国内煤电企业“十三五”的真实写照。
虽然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指出，煤电已实现超低排放，并非污染排放第一大户，但随着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的崛起，煤电“十四五”命途仍不乐观。
控制煤电增长已成共识
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煤电44829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4.97%；煤电装机100835万千瓦，占53.07%。这表明，煤电目前仍然是我国电力供应的主体能源。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煤电利用小时数和煤电装机占比在“十三五”创下新低，煤电企业也陷入大面积亏损、盈利空间萎缩的困境之中。
多位业内人士对《中国科学报》表示，进入“十四五”之后，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目标将继续逼迫煤电降低装机占比。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系统分析研究员姜克隽甚至认为，“十四五”期间，中国完全不需要新增煤电装机。从中长期角度看，煤电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预计到2050年，煤电的发电量将趋近于零，装机总量将小于2亿千瓦。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更是希望看到煤电机组能够换下来、停下来、减下来。他表示，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煤电建设仅仅放缓是远远不够的，最好是不再发展，甚至能减少煤电装机。
“我国煤电的增长空间已经受到制约。”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教授蔡宁生对《中国科学报》表示，“基于减少碳排放的考虑以及目前煤电存在运行小时数偏低导致效益降低的困境，煤电不可能再有大幅度增长，但根据具体区域电力发展需求，仍会有少量的上大压小及扩容。当然，也可能有部分煤电因技术落后或效益差而退出。”
另外，现在正处于风电、光伏平价上网最后的冲刺阶段，随着其技术发展，度电成本不断下降，姜克隽预计，2022年前光伏和风电都将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煤电的经济性也将很快丧失。
当然，也有一些控制煤电的缓和派认为，煤电是中国成本最低的电源，从经济性、安全性来看，煤电在“十四五”期间仍要适当发展。从前期煤电投资决策和建设周期来看，“十四五”期间仍将有一定的煤电新增产能，但对于从头开始的全新煤电项目，各发电企业都会更加审慎。
与可再生能源互为补充
为什么不直接用天然气发电？为什么不使用没有碳排放的风电、光伏来替代煤电？这是诸多关注中国能源消费的国人经常提出的问题。
“一项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如技术、环境、经济、政策等等，特别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及资源禀赋。”蔡宁生表示，对于天然气发电，由于我国天然气本来就少，因此应优先保障民生，不再出现“气荒”。此外，鉴于天然气需要大量进口，除了价格成本，对外依存度也已逐年增长，这对能源安全供应有很大影响。在这样的国情下，不可能盲目发展天然气发电。
谈及可再生能源，在卓尔德环境研究（北京）中心主任张树伟看来，煤电往往强调其“稳定、可控”的特点与主体地位，从而显示对可再生能源的优势；可再生能源强调其“清洁、绿色”的特点，从而显示对煤电的优越感。实际上，相比于替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互为补充更为现实一些。
蔡宁生也强调，“‘十四五’期间，用光伏或风电来部分取代煤电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政府要出台激励政策，并有可靠的技术保障作为条件，同时还要符合电力市场改革趋势。”他对记者表示，即使是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逐年提升，考虑到没有与其规模对应的可靠储能加以匹配的现实，煤电仍将作为我国基础电力，为可再生电力提供保障及调节支撑。
大部分专家也认为，“十四五”期间煤电不能“一刀切”停建，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的特点，短期内一次能源主要靠煤炭，而风电、光伏的发展没有大规模储能的配合，也要靠火电的调节才能大规模发展。
另外，存量煤电产能被新增可再生能源替代的经济成本也是巨大的。“例如，要想用风电替代1000小时的煤电，大约需要3.5万亿元的风电装机投资，还要新增电网配套投资，以及巨额新能源补贴。”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技术经济研究院副总经济师韩文轩分析说。
排放标准将更加严苛
姜克隽指出，此前，中国承诺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目前经过重新测算，如果2030年才实现这一目标，就很难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温升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因此未来中国煤电很可能面临更严峻的碳排放约束。
而从环境污染的角度，中国煤电机组也会面临更严格的环境指标。今年1～10月，北京的PM2.5累计浓度为41微克/立方米，比之前重度雾霾期间有了非常大的下降。然而，治理空气是一个长期过程。如果以发达国家为目标的话，这些国家大型城市PM2.5浓度一般在20微克/立方米以下，由此看来，我国空气治理会给煤电发展带来更为严苛的排放指标。
不过，蔡宁生表示，煤炭用于发电，相对于散煤应用，更容易集中处理污染排放问题。我国煤电行业已经普遍实行超低排放改造，粉尘、SO2和NOx的排放标准已经达到世界上最严格的要求，这对改善环境恰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蔡宁生认为，“十四五”煤电发展规划的重点应是实施超低排放之后，要有碳减排技术的规模化示范应用，从而真正实现所谓“近零排放”（近零排放必须包含碳减排），淘汰落后技术，支撑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甚至成为超低碳发电技术，才有望摆脱煤电的困境。
姜克隽虽然很赞同煤电发展“近零排放”，认为这将是煤电机组在更严格的环保政策下生存的必由之路，但也指出，这将给煤电增加更多的成本，使得煤电相对风电、光伏的经济性优势更快丧失。
姜克隽表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潮流不可抵挡，中国煤电产业越早认识到这一趋势，并及早调整布局，才可能在未来改善经营状况；逆势投资煤电，最终遭殃的是煤电企业自身，未来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挑战。（■本报记者 李惠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