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
清洁能源发出的电，最后到达用户，应该是把发电成本、输电成本、电力平衡成本等都算在一起，这一成本其实比较高。搞光伏的人会说光伏发电成本低，但其实光伏电的使用成本并不低。电网为什么不愿意消纳更多清洁能源？因为这部分成本需要电网来承担，而不是全社会来分摊。
“我想调整一下今天的讨论主题，少谈机遇，多说挑战。”在日前举行的“2019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暨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作为“领袖对话”环节的主持人，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俊峰一上台便推翻了原定的讨论话题。“中国光伏做了这么多年，已经做到了全球第一，如果讨论产业怎么能做好，我想在座的各位企业家随便说说就能说出很多东西。但对于目前的中国光伏来说，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挑战。通过今年对《可再生能源法》的执法检查，其实我们发现‘对立’情绪很大。”
什么是“对立”情绪？李俊峰向在场的企业家抛出了一个问题。“我前几天刚刚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参会的有新能源行业的，也有传统能源行业的。当时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到2050年，光伏在全国发电总量中的占比能达到多少’。我给你们每个人三次机会，你们猜猜别人是怎么回答的，跳出光伏行业自身，其他行业是怎么看的。高纪凡，你先说，说三个数。”
“10%、20%和30%吧。”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略加思索，“最少是10%，乐观点的应该是30%。”
“30%、35%和40%。”轮到正泰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裁陆川，他给出的答案区间是30%—40%。
中电联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发电量58742亿千瓦时，其中，太阳能发电量10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4%。据此计算，今年前三季度，包含光热发电在内，太阳能发电量在全国发电总量中的占比约为1.7%。
“我不浪费时间了，我公布答案：低方案是1.5%，高方案是3%。这就是‘对立’情绪，是很多传统能源的从业者对光伏的认知和定位。”在李俊峰看来，中国光伏发展至今，当下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消除这样的“对立”。
“今年，中国光伏已经开始逐渐向平价上网过渡，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光伏终于要平价了、不再需要财政补贴了，一切都近在眼前，行业内迎接平价上网气氛也越来越浓郁。”但与此同时，高纪凡也指出，立足更广阔的外部环境，“对立”或“矛盾”的确不容小视。
“通过和能源主管部门以及部分传统能源企业领导的交流，我发现他们的想法确实和我们不一样。”高纪凡表示，“不一样”首先体现在基于能源总需求的思考上。“全球能源的总需求增长并不快，很多国家甚至是零增长，如果光伏发电每年都是很高的增速，其他的电源投资要怎么办？”“此外，在光伏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传统电网体系面临重构。很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光伏即便是当前实现所谓的平价上网，也是需要火电做调节、做平衡，否则光伏是无法稳定支撑用户端需求的。”
“这其中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政策上的问题。”在高纪凡看来，如何让各种电源都获得合理的收益，如何建立相应的机制，“挑战很大”。
对此，陆川深有同感。“我觉得中国光伏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顶层结构设计缺乏一个好的机制。我们清洁能源发出的电，最后到达用户，应该是把发电成本、输电成本、电力平衡成本等都算在一起，这个成本其实是比较高的。搞光伏的人会说光伏发电成本低，但其实光伏电的使用成本并不低。”陆川坦言，从技术角度出发，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平衡输出的问题目前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国外已有很多成功案例，关键在于成本如何分担。“换位思考一下，电网为什么不愿意消纳那么多的清洁能源，因为这部分成本要电网来承担，而不是全社会分摊。”陆川指出，面向“十四五”的能源发展，更需要对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全链条成本做出系统核定，进而建立一个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
除体制机制层面问题外，李俊峰指出，光伏行业也要建立起和其他传统能源领域之间的沟通渠道。“在一些以前从事传统能源为主的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中，中广核、国电投都是比较积极布局可再生能源的，但是也有一些企业还没有太多动作，我们要和这些企业去沟通，了解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能总是‘隔空喊话’。最后我也想给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秘书长王勃华先生提个建议，希望明年的年会，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传统能源企业来参与，特别是那些对光伏还不是特别积极的企业，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地聊一聊。”（本报记者 姚金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