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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谈判破裂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油价大幅跳水。未来，或将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低油价时代。
作为世界最大的油气进口国，我国长期以来始终对能源安全高度关注，同时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自己所拥有的能源全产业链优势。低油价时代，国人应该转换思路，以更主动有为的姿态，充分发挥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源企业良性运转以及能源消费者切身权益。
在笔者看来，多年来，我们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患有“能源饥渴症”和“能源焦虑症”，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担心掐断供应；害怕切断运输；恐惧价格高企；考虑战争风险。
乍看起来这一论断言之凿凿，但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推敲：一是将战争作为日常经济社会决策的前提假设是否合理；二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是否应只重视供应而忽略成本？
自上世纪60年代石油危机结束特别是冷战后全球化深入推进以来，石油和天然气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流动性最强、市场化水平和金融化程度极高的大宗商品，其商品属性已远远超过其战略属性。以往我们过于强调中国油气依赖进口的“短板”，但实际上，国际能源产业链是由资源、资金、技术、市场四个因素共同组成的，而我国在这四个方面都有足够优势。
随着国际油气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庞大的能源消费市场正在成为我们手中所掌握的重要“结构性权力”，可以成为对外能源合作至关重要的议价工具和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在实践中，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结构性权力”的重大战略价值，还没有形成以这种“结构性权力”维护自身能源安全和打造中国在国际能源战略格局中影响力、塑造力的总体思路和可操作性工具。如何发挥这种结构性权力，是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和公司运营都应该着力加强的地方。
着眼世界油气市场和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变化，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所拥有的能源“结构性权力”，化“软肋”为优势，多策并举，更好地维护能源安全。
短期内，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既有中外油气合约的履行，外国供应商可能追究中国企业违约责任，中国相关企业可以疫情“非可抗力”理由争取与对方达成和解，避免违约赔偿；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设施效能，争取做到足额储备；国家相关政策主管部门也可考虑适当增加国内外成品油价格联动机制的强度与弹性，让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进一步接轨。
中期内，首先要加大国家石油天然气战略储备以及商业储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影响国际油气市场变化的能力，并更好地解决调峰问题。其次，要积极引导中外油气合作规则向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随着国际油气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能源消费国的话语权迅速上升，而油气出口国则话语权下降。我们可以充分参考国际经验，修改油气长约贸易合同中照付不议等不合理条款，最大限度维护我方利益。同时，可进一步加大油气进口多元化力度，调动能源供应商向我提供更优惠价格和其他条件。
长期来看，宜进一步推动国内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全面、充分地融入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稳步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考虑到世界已经进入经济低增长、石油消费低增长和长期供大于求的局面，宜对未来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以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调整进行深入思考、做到合理布局。同时，还要考虑到，随着低油价时代的到来，很多大型油气开发项目面临的经济风险上升。有鉴于此，可适当放缓国内大型油气田开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而对于国外伙伴的油气开发特别是高风险的深水与极地项目，也要慎之又慎。（■冯玉军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