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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公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推动西部发展的一系列举措。在“优化能源供需结构”的要求中，提出要建设一批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加快风电、光伏发电就地消纳。
国际油价下跌，不能影响新能源开发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产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原油需求下降，油价大幅下跌。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一方面可以借助目前超低油价的窗口，考虑扩大战略石油储备；另一方面则需要保障自身的石油供给能力，从而应对未来更加动荡的石油市场。而从长远看，石油价格的下跌会整体提升化石能源的竞争力，削弱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这也要求政策层面要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的支持。
而这些背景也都贯穿在此次推进西部开发的意见当中。西部的清洁能源潜力相对较大，包括风电，光伏和水电，但西部人口密度较低，相对市场较小，要想通过清洁能源来拉动西部的经济，就需要通过特高压等大通道往东部输送，以解决当地弃风弃光弃水的问题。另一个做法是，将东部相关的高耗能重工业转移到西部，提升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相对而言，高耗能的重工业向西部转移会比可再生能源东送的做法潜力更大一些。
西部有广阔的经济发展空间、充足的资源、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且环境成本和人口密度要远低于东部，西部的环境污染成本相对更低些。因此，西部建设能源基地（化石能源和清洁能源）和承接东部高耗能企业，也是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下的基本发展趋势。近年来的发展也证明了高耗能重工业正在加速向西部转移。
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总量较小以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基于西部可再生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现状，其能源基地建设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对于西部可能具有支柱产业意义。
对于东部来说，西部送来的电都是清洁的，有益于调整自身能源结构。在西部建设能源基地，通过长距离大容量输电送出，为东部提供清洁电力，是东部环境治理的重要一环，也是西部发展的重要一环。西部能源开发可以解决西部需要的资金，也为西部自身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能源供应。
因此，西部大开发除了政策的大力支持之外，其实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进程。无论是建立石油生产基地还是开发新能源，都是国际国内双重背景下的自然选择。
开发西部能源，防治污染要走在前面
但需要关注西部开发、特别是能源开发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层面要通过政策协调防患于未然，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首先需要认识到环境污染是累积的，当下防治某些环境污染肯定比未来治理更节省费用，还需要考虑污染影响的不可逆性。因此，西部开发需要尽可能提前行动，避免西部环境恶化。
其次，有效的政策可以降低西部环境的污染程度。简单说，中央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西部更多支持，要求东部对西部的能源贡献留下相应的份额，使西部有更多的资金，从而有动力投入更多去治理污染。
另外，也需要协调和保证能源价格合理，合理的价格可以支撑西部当地的经济发展，还有利于抑制东部不合理的能源消费。这样，西部可以利用能源开发收入，进行西部基础设施和能源利用改善，相应抵消能源开发对西部的环境影响。
西部地区政府需要建立两个反馈机制。
第一个是针对西部当地的生态环境，需要一个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也就是说，西部出售能源得来的钱，地方政府应该更多回馈到当地生态保护以降低能源开发所导致的环境影响。
第二个反馈机制就是，不单单财富从东部往西部转移，西部地区政府应该保障财富向一般民众转移。民众收入上升，使得他们可以改变能源消费方式，更多地利用清洁能源，更快地脱离煤炭消费，从而减少环境污染。
再次，由于西部污染成本相对比较低，会导致东部污染行业向西部转移，这就需要有效的环境监管和治理。西部能源开发由于技术与环保观念的提升，再加上东部的经验，如果监管到位，西部应该可以避免东部式的污染。
最后，由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有效的能源环境政策很重要。政策虽然难以改变总体发展规律，但可以尽量减少负面影响。东部发展经验也说明，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较早实施环境污染控制，可以减少相应的环境污染。（□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