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首次写入G20峰会公报

G20杭州峰会大幕落下，成果丰硕。“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峰会主题词在公报都有详细解答。特别是公报提出，形成了“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的原则共识。8年春秋，G20峰会举行11次，“供给侧改革”一词是首次写进峰会成果文件，列入全球经济治理的行动指南。航标如此醒目，开启世界经济新航程的方向清晰。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下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此次，去产能、补短板等内容也被纳入峰会公报，政策目标与建议俱全。中国经济治理的新理念与新实践，被全球主要经济体接受、成为一致共识，意义深远。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近年来，G20集团面临从危机应对“救火队”，向长效治理“家长会”的身份转变。但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各国自家的“烦恼”不同，政策空间各异、立场分化，G20协调工作殊为不易。

回看往年G20峰会公报，对结构性改革虽有所提及，但着墨不多。自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后，峰会公报常见“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措辞，可难掩各方在这背后的政策博弈，实现目标的路径也不明晰。

率先破题 探索转型必由之路

调和各国核心立场的分歧越来越难，“供给侧改革”为何却能在此次峰会上一步到位、形成共识？

相信打动与会各方的因素，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是富有远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谋划全局，着眼长远，是各国势在必行的选择。其视野不限于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旨在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化解矛盾隐患，是汇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曾指出：“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率先破题，从阐明理念到政策发力，形成举国联动、快马加鞭的局面。今年3月，“十三五”规划纲要在全国两会期间获表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经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

二是攻坚气魄。习近平指出：“从2016年开始，我们正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动调节供求关系，要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至1.5亿吨，用3至5年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这是我们从自身长远发展出发，从去产能、调结构、稳增长出发，自主采取的行动。中国在去产能方面，力度最大，举措最实，说到就会做到。”这一郑重表态，决心可鉴，魄力尽显。

三是践行在先。全面实施营改增，将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进一步简政放权，全面公布地方政府权力和责任清单等；截至7月底，煤炭去产能完成全年任务的38%，钢铁去产能完成全年任务的47%……“行胜于言”，今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加码，激发市场内在活力，在调整存量、培育增量上取得新进展，客观上已形成示范效应。

四是铺垫充分。去年12月接任G20轮值主席国以来，中国积极协调各方推进杭州峰会成果准备工作。据粗略统计，各类会议贯穿全年，有数万人次参与、涉及；部级会议有20余场。峰会召开前，一次次讨论、一轮轮磋商，从不同角度促动各方扩大共识，为峰会锁定成果做足了准备。

角色转换 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此次G20杭州峰会，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至空前重要的地位。看看公报行文的具体表述：将结构性改革明确为“关键作用”；“重申提振全球需求以支持短期增长的重要性，同时认为必须消除供给侧制约，以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拓展生产的边界，释放中长期增长潜力”。

除了勾勒出“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原则外，峰会公报亦亮明态度，发出呼声，表达对产能过剩、企业税收、贫困消除等问题的优先关切。在分享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含金量高的共识成果数不胜数。

比如，公报明确“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并“呼吁通过组建一个关于钢铁产能过剩的全球论坛，加强信息分享与合作”。这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任务有直接的交集。

又如，“我们强调税收政策工具在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创新驱动和包容性增长方面的有效性”，“通过落实《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成员将率先垂范，降低贸易成本”等，公报建议多管齐下，为各国企业降低成本发挥作用。

此外，“我们将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满足各国和全体人民尤其是妇女、青年和弱势群体的需要，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消除贫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现象，不让任何国家、任何人掉队”，显出各国在“补短板”领域进一步扩大、深化合作的意愿。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引领者。”正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说，站在世界政经舞台中央的中国，近年来提出一系列全球治理新理念，并正通过G20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完善。

从“中国方案”理念精髓——“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到“杭州共识”行动主张——“供给侧改革”，一举被纳入G20官方成果文件，无论对于世界经济治理观的历史演进，或是对于助推G20从短期危机应急向中长期常态治理的转型，都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