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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了。
70年成就斐然，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一骑绝尘。而衡量工业化，发电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七十年间，中国的发电量在哪一个时期增长得最快？或者说，中国电力工业与技术在哪一个时期发展得最快最好？
世界各国发电量1896-2016变化，5分钟后开始高能
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电力曲折发展
新中国刚建立的时期（大跃进之前），真称得上是气象一新令人振奋。一方面，成立仅仅一年后，即出兵朝鲜，将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赶回到三八线，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一扫中国人民百年以来因饱受侵略与欺凌而累积的耻辱；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既快又好，全国人民上下团结万众一心努力奋斗，农业方面粮食产量稳步提升（粮食人均产量由1949年的200公斤增长到1958年的300公斤），工业方面更是高歌猛进，在苏联的帮助下，通过一个五年计划短短几年内就上马了至少二百多个大项目，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
这一时期的伟大工业建设成就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发电量从1950年的46亿度猛增到了1960年的594亿度，十年间增长了近12倍。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旧中国发电量低得不可想象这一因素。起点太低，仅有可怜的46亿度，新中国只要稍微建立一些较大规模的发电厂，总发电量就可以实现大幅度增长。
1960年中国发电量594亿度，随后开始负增长，1961-1964年发电量分别为480、457、489、559亿度，连续两年负增长，1963年开始缓慢回升，直到1965年发电量才增长到676亿度，超过了1960年的发电量。也就是说，1960-1965年整整五年，中国发电量的增长几乎停滞了。由此可以看到“大跃进”对经济的破坏作用。
1965年之后又过了10年，到1975年发电量达到了1958亿度。从1960年到1975年，用了十五年的时间，中国发电量从594亿度增长到了1958亿度，增长了两倍多一点。这一速度，不光与1960年之前相比逊色多了，而且即使与改开以后的历史时期（后面详述）相比，也并没有过人之处。
经过上述分析比较后，对前三十年的电力发展就会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大跃进之前，中国经济高歌猛进，又快速又健康地发展，电力工业也是如此。
第二，大跃进沉重地打击了包括电力工业在内的整个中国工业。发电量1960年至1965年几乎止步不前，1975年仅为1960年的三倍多一点儿。如果当时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五期间的稳健节奏，那么中国发电量在1975年肯定将远远超过1958亿度。钢铁等工业也是如此，1977年中国钢产量还不到三千万吨，本来1957年钢产量已达到535万吨，按原计划每五年翻一番，到1977年产量完全有可能接近1亿吨的，可惜都被大跃进打乱了（大跃进将原本赶超英国钢产量的计划由15年压缩为二至三年），这一话题另文详述）。
二、1980-2000年发电量的增长情况
分析完前三十年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里，中国发电量增长与中国电力工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众所周知，改开以后中国经济迎来了高速增长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40年间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
不过，在这几十年里，中国电力工业的发展与发电量，并没有始终保持快速而平稳的增长，而是存在明显的起伏与波动。
“六五”（1980-1985年）期间，中国发电量由1980年的3006亿度增长为1985年的4106.89亿度，平均年增长率达6.4%。
“七五”时期（1986-1990），1990年发电量达到6213度，平均每年增速为8.8%
“八五”期间年发电量平均以9.77%的速度递增，1995年发电量为10069亿度。
“九五”期间，2000年发电量为13556亿度，每年增速为6.33%左右。
很明显，1980-2000年这一历史时期里，发电量在六五期间增长得并不快，在“七五”“八五”期间相对增长较快，到“九五”（可以理解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时增速又放缓了，并没有稳定地做到“适度超前发展”。
那么中国发电量是什么时候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呢？这主要是进入21世纪之后了。
三、2003-2013年发电量增长是最快的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轮历时十年左右的超高速增长期。从以GDP增速为衡量标准的角度来看，2002年经济中国开始加速，当年增速为9.1%，2003年为10.0%，到2007年上涨到了14.2%，2011年回落到9.6%，2012年“破8”，降为7.8%。
与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期基本同步，中国电力工业迅猛发展，发电量大幅度增加。2000年中国发电量为13556亿度，到2013年达到了54316亿度，短短十三年时间增涨了整整三倍。
这其间，2003年起增速开始明显加快，2002年发电量为16540亿度，2003年为19105亿度，2013年为54316亿度，是2002年的3.3倍。
中国电力工业这一轮高速发展，以一场“电荒”拉开了序幕。
八十年代，常常闹拉闸限电，无论生产还是居民生活都受影响，九十年代以后逐渐好转，这一点过来人想必都还记得。中国最后一轮大规模电荒，发生在2003-2004年间。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经济与电力需求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当时，很多人并没有预料到中国经济以及电力需求马上将要进入一个超高速增长期，因此，一度没有积极支持电力投资与建设，当时有“三年不建电厂”（或“三年不建火电”）的流行说法，这导致2003年之前电力装机容量扩张缓慢。
很快，经济就出人意料地转为加速发展，用电需求随之猛增，增速达两位数以上，这时候电力供应则因前几年压缩投资而出现了缺口，致使2003年与2004年间全国普遍闹起了“电荒”。尤其是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到处拉闸限电，影响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
针对大规模电荒，中国大力加大电力投资，电力装机容量迅速扩张，发电量也随之高速增长。经过数年令人吃惊的高速增长之后，2010年，中国发电量达到42071亿度，超过（至少追平）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在仅仅在十年前即2000年时，中国发电量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大致在同一时期，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与全球第一出口国。
通过上面的比较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后中国电力工业或中国发电量这一空前快速的发展与增长，高过大跃进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包括1980-2000这一历史时期。
1960年中国发电量594度，直到1978年发电量达到2565亿度，增长三倍用了18年。
1980年发电量3006亿度，1999年发电量12331亿度，增长三倍用了19年。
新世纪只用了13年，从2000年的13556亿度到2013年的54316亿度，而且这是在更高的基数之上。
自2013年起，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发电量增速也随之下降。其中，2015年增幅最低，勉强高过2014年，有的统计甚至认为该年发电量为负增长。当年，铁路货运量、进出口总量也都是负增长，这与发电量的低迷状况是相匹配的。
自2016年起，中国发电量恢复增长。2018年，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已经接近19亿千瓦，美国不足11亿千瓦；发电量中国70000亿度左右，美国42000亿度左右，中国是美国的1.7倍。不过，中国人均发电量刚达到5000度，尚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二，还有大量增长的空间。
四、中国电力工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2003之后的中国电力工业，不光发电量剧增，而且电力技术与相关的装备制造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世界上的地位由追赶者升级为领跑者。
2003年后的电力大规模投资，同时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技术更新升级换代行动。
火电方面，中国决定上马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电机组超超临界百万千瓦机组。最早的超超临界百万机组于2004年投资开建，2006年分别在华能玉环电厂与华电邹县电厂投入正式运营。2008年，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两台机组投入运营，当年就创出最低的供电煤耗（指电厂每向电网送出一度电所消耗的标准煤数量）世界纪录，并在此后不断刷新这一纪录，2015年曾创下平均供电煤耗274克/度的记录。（《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公司供电煤耗屡创世界新纪录》，人民日报2015年09月19日）
到2016年底，中国已经有近百台超超临界百万机组在运营发电。
从2008年到今天，供电煤耗的世界纪录一直由中国的火电机组保持并不断刷新着。2017年，刚刚建成投运、采用最新的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技术的两台中国火电机组，其中的华能山东莱芜电厂7号纯凝式机组供电煤耗为271.02克/度，国电泰州电厂供热机组供电煤耗低至264.95克/度。
2019年4月下旬，由上海外三（申能科技）提供技术支持的华润电力曹妃甸电厂二期工程百万千瓦超超临界3号机组投产。该机组设计供电煤耗低于263克/千瓦时，为全球设计能耗最低的火电机组。
中国的火电机组不但在节能方面做到了世界最佳，在降低污染物排放方面也同样如此。目前，中国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正在全面推行超低排放的目标，接近或达到了天然气发电排放的标准，令这部分火电行业摘下了高污染的帽子。
在此期间，中国还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百万千瓦空冷火电机组（即发电厂不用水而是用空气冷却，节水成效显著）与六十万千瓦循环流化床锅炉技术。
与发电技术同步，中国的电网技术也实现了飞跃，率先在全球建成了可实现商业运营的特高压电网。
在水电领域，中国经过建设三峡大坝这一重要的学习机会后，水电站建设、运营技术与水电装备制造技术，都迅速跃居世界第一。2005、2008年先后开建溪洛渡、向家坝水电站，目前正在建设的白鹤滩电站成为全球第一座安装百万千瓦水轮机组的水电站，该机组也是由中国自己制造的。
在核电领域，中国的进步同样惊人。中国分别通过与法国、美国合作，掌握了全球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目前中国至少掌握了三种三代核电技术，即纯国产的华龙一号、与法国合作的EPR、与美国合作的CAP1400，其他国家无一能比），并成为开建第四代核电站的唯一一个个国家。
进入21世纪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太阳能、风电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在这些领域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借助“电力大跃进”，短短几年内就追上了西方，目前也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经过2003-2013年的超高速发展与大规模投资，中国电力工业完成了由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这一时期的电力工业的发展，是既有速度也有质量的，是既快又好的。
五、速度与质量是统一的，而非割裂、对立的
遗憾的是，中国舆论——媒体与经济学界——未能充分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反而轻佻草率地给这一时期的发展扣上了“光有速度没有质量”、“投资拉动粗放低效”、“缺乏创新”等一系列帽子，得出了只有降低增长速度、才能提高经济质量的结论，并影响到了实践。
将速度与质量、将投资与科技进步、将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对立割裂开来的观点，在我看来是经不起逻辑推敲与实践检验的。
如前所述，在新世纪的经济高增长阶段，中国火电由以30万千瓦、60万千瓦为代表的世界中等水平，一跃为以百万千瓦火电机组的世界先进水平，能耗与排放都大大降低，这怎么能说是只有速度没有质量呢？
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不是抽象地存在、完成的，它需要具体的载体，只有通过投资，才能上马最先进的设备，才能将技术进步落到实处。新世纪中国通过大规模的投资，不仅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同时也实现了新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如前所述。因此，将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对立起来，是既不合乎逻辑也不符合实践的。
也只有在大规模的投资与生产建设活动当中，技术与创新才能进一步得到提高、完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投资，那么中国的工程师与工人就失去了在实践中让世界先进技术更上层楼从而独步天下的机会，比如，大规模的火电超超临界百万机组投资上马，让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的工程师与工人得以依靠自己的经验与智慧改进整个机组的结构，获得了全世界最佳的供电煤耗；再如，如果不是大规模投资上马水电站，中国就将止步于七十万千瓦水轮机技术，而无法在全球率先掌握百万千瓦的水轮机组技术。
不光电力领域，其它领域也是如此。
比如中国今天引以为傲的高铁技术，毫无疑问，也是速度与质量、投资与创新合而为一、相辅相成的典范。
今天，中国的5G技术的领先地位已经无可争议地得到了全球的认可，中国通讯技术能有今天的辉煌，也是建立在前一经济高增长时期的。本世纪初，中国决定上马自主标准的3G技术TD-SCDMA，经多年研发投入后，终于在2009年投资商业运营；随后马不停蹄开始4G标准TD－LTE的研发，于2013年开始大规模投资运营，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G网络。
另外，从3G的TD-SCDMA开始，到4G的TD－LTE，再到今天的5G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移动通讯标准的研发与美欧一直走的是不同的技术路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创新吧。
通讯领域的实践也证明速度与质量、投资与创新是合而为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对立、有你无我的。
其它领域或其它产业也基本如此，大都是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技术升级换代，达到了世界先进甚至领先水平。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经济总量高增长、投资高增长、技术进步高增长，这三者是一个整体，是同步实现的，不存在经济总量、投资增长快而技术进步缓慢的现象。高质量只能在高速度中才能完成，不可能在低速度中实现。
六、我个人的具体经验
对中国在过去经济高增长时期同步实现完成巨大技术进步这一关键事实，我是如何发现的呢？
这需要从2008年说起，那一年我去环保部绿叶杂志担任编辑，恰逢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将要举行。谈判前夕，节能减排是中国乃至全球舆论最为关心的话题，我们杂志也不例外。
当时，国内外舆论普遍都认为中国这个排放大国在技术上很落后，能耗效率很低，只有获得了西方的技术援助与资金支持，中国才能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我一开始也认可这一流行共识，可是随着在工作中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我却慢慢发现，其实中国的能源电力技术并没有舆论想象得那样落后，各高耗能产业的效率也并不低；同时，西方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也没有那么大，更非遥不可及。比如，我注意到当时中国正在大规模上马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大概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的水电建设，似乎也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在太阳能、风能这些新兴领域，中国追赶西方的速度也很快。
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了脱节、矛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还是一个技术落后国家吗？就此，我专门组织了一个选题，向国内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约稿，试图对观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解读。当时有专家也向我表述了同样的疑惑，可是，没人愿意直接触碰这个话题，更没有人敢说中国技术已经不再落后于西方甚至正在实现赶超的。最后，只有水泥行业——能耗大户——的一位协会负责人接受了约稿，撰文指出中国的水泥行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技术上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了。
随着相关信息掌握得越来越多，到2011年与2012年时，我自己最终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并撰文予以明确表述：中国工业科技的进步被低估了，中国已经告别了“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的时代，在很多领域甚至正后来居上领先世界；整体看，中国的高速发展并非粗放低效，而是既有速度也有质量的。
这一观点，我于2013年在《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等文章中，进行了更系统的阐述。
七、结语
七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毋庸置疑的巨大进步，同时也经历了不少波折。本来，面对如此丰富的实践经验，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义不容辞该做出相应的理论贡献，但遗憾的是，中国知识界（或者说中国的媒体人与经济学家）的认识，没能跟上中国经济实践前进的步伐，没能对中国经验里成功的一面进行总结、提炼、升华，然后再以之帮助、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仅没能做出正面贡献，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反而低估了21世纪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意义，低估了这一时期所同步实现的技术进步，并制造了以质量来否定速度与规模、以创新来否定投资的强大舆论，误导、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
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因受“速度质量对立论”的影响而自缚手脚。冲破这一束缚，重新确立“速度质量统一观”，乃是当务之急。
